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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走边唱——赵开生访谈（二）
赵开生 口述 黄 蕾 整理
说到新书，应该就是曾经和石文磊合作的长篇《青春之歌》了，《青春之歌》当时应该说是取得了成功的，特别是吸引了一些年青的观众，还有一些知识界的人士的青睐，当时电影《青春之歌》也是非常红火的，里面余永泽的扮演者于是之，他现在还是健在，他说，我塑造的余永泽这个角色，还不及赵开生塑造的好，当然这是他客气。当时，于是之同志到康定路，因为我们评弹团在康定路，于是之是和袁水拍同志一起来的，我们为他演出了一场，我和石文磊演了一段《青春之歌》。他们听了以后非常赞赏，和我谈了很多。
等到我1961年到北京去演出的时候，吴宗锡到后台来告诉我说，开生啊，我讲件开心的事情。我说怎么啦，他说于是之在大堂里给你宣传，这个余永泽，赵开生比我演得好，不信你们进去听听。
后来《青春之歌》到北京演出，在北大演出。北大的学子特别喜欢听。当时好像是剧场里面容纳不下那么多人，然后在教室里把那个喇叭接过去，让同学们在教室里面听是这样的。
起初我一看，怎么每个教室里面灯火通明，大家坐的毕恭毕敬，又不在上课 ，又不在自修，又没有书，怎么回事呀。后来我才知道，哦，拉的线装的喇叭都在听书，而且那些同学，听完后激动的不得了，对我们整个的评价很高，尤其对《青春之歌》，不是我们的《青春之歌》比我们上一代的老先生一些名家说的好，倒不是的，一些同学说，因为我听《青春之歌》，好像不是在听你们演出，你们在介绍我们的校史一样，在讲我们北京大学的斗争史。所以听起来特别亲切。
当时杨振雄老师说了一句笑话，他说开生啊，《青春之歌》我也挺喜欢的，我真的是年纪大了，不然就拜你为先生，我也要说《青春之歌》了。
当时，我写的时候才23岁，当时那个作品是应该说是剧团里面的一个重要的长篇，因为开始的时候，我和石文磊拼双档，没有书说，她传统书不喜欢。我看过《青春之歌》，当时其实每个学校，每个青年差不多都看过，电影出来影响更大。我说我和你说《青春之歌》吧。她说蛮好的。石文磊演《青春之歌》有个好处，她的气质好，有一点学生的味道。所以在台上演出我觉得大家比较默契。
但是在写的时候是很艰苦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有一档是蒋月泉老师和陆雁华，一档是我和石文磊，两档书到常熟乡下码头梅李演出。地方不同但都是老听众老耳朵，蒋老师演夜场《玉蜻蜓》，日场是我和石文磊。就两个小时，《青春之歌》我来不及写，来不及背，我一半单档说《珍珠塔》，说完单档《珍珠塔》一个小时后，跳下台桌子转向，双档再说《青春之歌》。等到下台我就想明天这一段书里，哪几个地方我要写唱篇，先把唱篇写好，唱篇写好吃完晚饭写书，拣精彩部份先写
，拣要紧的对白先写，写好结束再说表白 。有的时候来不及，我先写个提纲。因为晚上我和蒋老师住一个房间，两张床是面对面的
，当中有一张方桌
方桌旁边有两个方凳 ，把方凳拖过来把煤油灯点着，恐怕影响蒋老师睡觉，用硬板纸中间剪个洞，套在煤油灯罩上，这样一来，他那边可以灯光少一点，集中火光照到我床上
。我在床上写，蒋老师一觉醒来总要提醒我，开生啊，睡觉了，明天还要演出，这样喉咙要没有的。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明天要开伙仓的，不写没有说的。
最晚的时候，写到凌晨3点半近4点钟，打一个瞌睡起来8点半，和石文磊准时碰头，篇子给她，能够唱的算数通过，不能唱的还要商量还要修改，到10点钟大家唱篇要背熟，背熟之后开始排书
，排好书1点半开书，到1点钟的时候，我把《青春之歌》丢掉，我要想《珍珠塔》了 ，因为是单档呀，要想的。想一遍然后上去唱，
唱完《珍珠塔》一个小时结束，我跳下来桌子转向的时候，跑到房间里，翻开唱篇再读，读完唱篇再上台，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弄出来的。
说起《青春之歌》，还要提到一个人，就是陈云老首长，陈云老首长是欢喜听书的，那时候同志通知他说，国民党要抓你个人，你快点跑。他还要靠在墙边听完书后再动身。这个是他亲自告诉给我听的，他说我实在欢喜听书。所以我们评弹界，都叫他“老听客”的。我和他的接触比较多，对青年人特别爱护，《青春之歌》他也花了很多的精力，给我创造了很多条件，他讲了一句话，“你新书有三分好
我就要鼓掌”。所以我们在说《青春之歌》的过程中他一再给我们条件，哪怕当时的背景是如何，小到当时的物价是怎么样，两个大洋可以买1袋洋面，这种琐细的事情，他在信上都告诉给我听。尤其我们到北京的时候，他召集部长一级的，一些老同志开座谈会，他说在坐的都是卢嘉川
，你要访问，你问他们，我对你这个卢嘉川意见很大，卢嘉川是个基层干部，但是你出场，都是板着个脸出来的，你官职不大，架子不小啊，你这样怎么可以联系群众啊。对我有了这样一个批评，而且还跟我去看四合院，带我去访问杨沫
就是原作者。他还让国务院给我一封信，这封信呢，任何保密单位都可以跑进去翻阅资料。所以我们团里面有些人知道以后说，呀，赵开生你拿了个圣旨。在文化大革命中叫我交出来，交出来后现在没有了。后来打倒“四人帮”后，陈云同志在杭州的打来一个电话，要我去汇报工作，他说我想来想去，你身上没有什么大问题，你丢掉书包就上书台
，离开学校门就进评弹界 ，你又不是现行反革命，想来想去，我和你碰头一点没有问题，所以我叫你到杭州来。
我向他反映了我们团里面，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反映了我们文艺革命的情况，我说张效声扛了一面旗出来，大华书场戳掉了3个灯炮
，吓得听客往后面逃走，这一些东西讲给他听以后，讲了3个小时他笑了半夜天，第二次和我碰头，他说你昨天说了一回噱书，今天我要出题目，他出了10个题目叫我回答问题，哪10个题目，第三天，我就回答了10个题目的问题，最后他提到《青春之歌》，他说你记不记得了，我说我没有忘记
，但是剧本已经撕了，剧本撕掉我并不可惜，但是我说收集那么多资料，我写在硬面抄上一本半的资料，我全部撕完了，这是我半年的心血，在藏书楼写下来的，但是这我没有办法再去补
，没有那么多精力，他说你可不可以再说《青春之歌》。所以回来我再把《青春之歌》，排演了中篇，所以他对《青春之歌》确实是花了很多心思，而且当时他提出来一句话，我压力很大
，我们团长，吴宗锡听见了心里“咯噔”一下，他说赵开生啊，我一年要听你一次长篇，看你《青春之歌》有什么变化，有什么提高，所以我半年在藏书楼
，坐了冷板凳，翻了资料在修改，但是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个事情是不了了之。
说到到创作，还要说一说《蝶恋花》，当时是热火朝天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掀起了高潮。我们评弹界也要革新也要革命，怎么革呢？蒋月泉和朱慧珍两位老师想出了4度的变化，男女声可以对唱，这样可以不换乐器。这也是一种改革，唱腔上的改革。
当时我们青年人碰了头，大家你一言我一句，你改革一个什么东西，我改革一个什么东西。当时我已经看过《蝶恋花》这首词了，其实我里面也不懂什么，我只知道嫦娥吴刚，这个是熟悉的，神话中的人物嘛。我说我来唱《蝶恋花》吧，他们说好的。
但是我认了这首《蝶恋花》，不知道怎么唱。里面的意思呢，因为后面有注解，只能够略知一二，懂得一点点皮毛。对主席的诗词了解的不深
，我怎么唱得好？评弹的曲调我样样唱过来，从慢腔唱到快腔，大嗓子唱到小嗓子，都配不上，都不像《蝶恋花》，唱出来不知像什么东西。
我感觉到失败，无所适从。当时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面有一段话使我有些启发，毛主席说，没有批判全部接受，是最没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比如像流派吧，有它的特点，也有它的不足。
再回过头来说，我觉得主席的诗词，第一要懂得他的意思，意思能够深刻以后，我再来配曲就比较容易。我就去请教，大家给我解释，杨开慧是怎么一回事，柳直荀是怎么一个烈士。我对两个烈士两位忠魂，我有了感情以后，再来看这首诗觉得味道两样了，就有了新的体会新的激情。我自己先朗诵，朗诵出来觉得自己有味道了
，有感情了，我再来配腔。所有的流派腔我把它全部打碎 ，我不管它了，从第一句开始，蒋调的基础，丽调的唱法，，唱到“直上重霄九”，慢的腔不行了，我就用沈调和薛调快的节奏来唱。吴刚的出现，我觉得他是个劳动人民比较粗犷
，我想到陈调比较唱起来厚实一点，吴......刚我想这是对的，我就拿陈调来唱，“寂寞嫦娥舒广袖”我没办法唱，俞调也不行，祁调也不行，唱来唱去不行，怎么办呢？从歌曲中去寻找，走路的时候哼
，哼一首歌，上点年纪的都会记得，有一首歌是 “崖畔上菜花崖上红” ，哎，我想寂寞嫦娥的头可以用这个，“寂寞嫦娥”这个好的，“舒广袖”我用了一个8度的大跳，“665352”为什么呢？本来嫦娥是非常寂寞的，但是两位忠魂的上天，接待两位贵客，非常激动。所以嫦娥“叭”一甩，翩翩起舞，这个味道就唱出来了。
唱了一个大跳8度的大跳“舒广袖----”，开始的时候 ，没有“啊啊”的，后来我听了李劫夫老师一首《蝶恋花》，他有“啊”的。唉，这个“啊”的好，觉得这个曲子能够厚实一点，我也就用了，我在“啊”的时候自己吃不准，这一段好听还是那一段好听，正好一个青年演员叫赵菱菱，现在她转业到部队去了。我说来来来，我在唱啊你帮我听听看，我自己摆不服贴。
她一边听一边说，这段对了，再长了就不好听了。这里面太短，能不能再拉长一点？当时我不懂简谱，自己不会记简谱 ，我是靠一遍一遍这样拍熟的，一遍一遍唱熟的。最后呢，这个两句“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我觉得是诗的高潮，也是全曲的高潮，要是这两句唱不好，前面的全功尽弃。因为评弹的曲调 ，抒情有余，激情不够。
我想到了京剧的唱法倒板唱法，像这种唱法这种倒是好的，“忽报人间”仍然是评弹，“――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第一遍我写的时候，我“雨”要用到高音的“1”。在审查的时候，张鉴国老师听了以后把我拉到走廊里，他说你这首是谁唱的？这样别人嗓子要唱穿的，你自己唱不上去用假声唱别人怎么唱呢？我说怎么办呢？到“6”里啊，到“6”里么没有一个结束感的，要么还是到5里好。他说还是到5里。就这样决定下来。这首曲子当中有句过门，是我老师的杰作，本来最早的时候，"寂寞嫦娥舒广袖"的前奏是比较简单的，六十年代初，黑白的新闻片里，我还是那一句过门。后来我觉得太短了一点，还不够。就和先生商量，先生总是有求必应，有什么困难，疑难杂症和周老师商量，总归会解决的。先生跟我说，明天来我给你回音。然后我去，他把我那句一切为两，这样比较丰满，更加华丽了。
到后来在六十年代初，1961年的时候交响乐伴奏，合唱团一起伴唱，交响乐丰富 ，发给票子叫我去看，这一场演出，我回家后一晚没睡，非常激动。我想我们评弹的节目，能够到音乐的殿堂。余红仙领唱的时候只有18岁，她是领唱后面是200个人的伴唱，这个气势比较大。这个曲子也曾经到过苏州来演出，开明大戏院，他们回来跟我说，《蝶恋花》是很受欢迎的。
《蝶恋花》除了受到一些业内人士的肯定，包括观众的喜爱，这里面也深受了一些中央首长的关心和鼓励，第一次演出在锦江小礼堂，陈云老首长听了以后挺高兴的，后来周总理来了，我听到他介绍说，总理，评弹有个《蝶恋花》，是不是你听一听啊？总理说好啊我听一听。然后余红仙再唱一遍，唱完以后，陈云同志将我和余红仙拉到总理旁边，请总理提提意见。周总理给我们提了一些意见，后来叶剑英叶帅很欢喜，他到上海来和我碰头，他说，
赵开生啊，《蝶恋花》我会唱了，什么时候你伴奏，我唱给你听。我希望你每年来一个《蝶恋花》。所以我压力很重。陈毅也喜欢听，陈老总有一次要出去开会，我们在北京紫光阁演出，他进来说我知道评弹团在北京，我要听《蝶恋花》，听完以后我要上飞机，我要出去开会了，我们又唱了一次。
（原载《苏州杂志》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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