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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老师－－赵开生访谈（一）
赵开生口述 黄蕾整理
这是在１９４８年的冬天，我１４虚岁，足岁只有１３岁，跟先生周云瑞到上海踏进了演艺圈，从此和评弹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了一位弹词演员。
我１４岁出来说书，眼睛一眨，今年６９岁，整整是５５年，这半个多世纪是怎么过来的？我自己没有好好地想过，这条道路怎样走过来的，应该向新老朋友们作一个比较全面的汇报。
先从拜师说起吧，我拜先生的时候，先生对我来说，说得俗一点就是非常欢喜，说得比较雅一点么，是非常爱护。因为我家境比较穷困，要拜这样一位响档先生，拜师金出不起，但先生没有计较。按照现在社会中的币制，我在大红帖子里放１００块钱，而且拜师酒也没有办。这一天先生正好是２９岁生日，在上海大世界旁边有条小马路，有家菜馆叫“三和楼菜馆”，在摆寿宴的时候我趁汤下面，买了一对蜡烛，师叔陈希安挟着红毡毯，这个红毡毯在先生面前放下，我磕四个头，是这样拜的先生学的说书。
我的先生非但在经济上不和我有什么计较，而且他还倒贴钱给我，给我买衣服。因为他带学生出去总要好看点，直落点，光鲜点，但我家中比较拮据，穿出来的衣服比较土气一点，老式一点。先生觉得不太好，那就情愿把他的衣服改给我穿，非但改衣服给我穿，来往车旅费都是先生出的，非但包我车旅费，而且他还给我零花钱，他告诉我要看戏，看电影，各种东西你都要看，后来我慢慢地理解了先生的用心良苦，是希望我开阔视野，吸收姐妹艺术为自己评弹服务。当时我只知道先生欢喜我，要我去看戏，去玩。
小时候住在先生家里，因为年纪小，不懂事，专门要闯祸。那时候无线电很少，先生告诉给我听，１两金子一只收音机，那么贵啊。从前叫无线电，我跟先生到上海，临睡前他跟我说，要把它关掉的，等到先生走了，我就睡着了，无线电没有关，后来我半夜三更起来，闻到一股橡皮味，只听见收音机里“嗡嗡”的声响。我想出毛病了，赶紧把插头拔下来，已经烧坏了，两只电灯泡已经烧坏了。从前都是一个个电灯泡插在上面的，先生那个收音机烧坏，我想肯定一顿打，最后先生跟我说了一句，唉！你怎么这样不听话呢？你真是“拆家败”。就这样一句“拆家败”，就把它送到店里去修理，修理好了以后带到家里了。
我记得先生年档做的是昆山畅乐园，他寂寞，想到了收音机，要我到上海去拿，日书场结束，先生下台我动身。到上海拿了收音机，外面用先生的一件夹袍包一包，恐怕弄坏了，再用包袱包一包，打好两个结，一只包裹手里一拎，我就到车站上。因为我从小是从常熟出来的，火车不太乘的，想多乘会儿火车，买了最最慢的火车票，磕头车，逢站就要停，上海到昆山要开两三个小时，我是小孩，比较贪睡，在火车上还没到站就睡着了，到了昆山我没有下车，等到开车的时候，火车“哐铛”一动，我醒了，向外一看，窗口锃亮，就问是哪里，他们说是昆山呀。听见是昆山，我把窗提起来，把包裹往月台上一扔，我自己从窗口里窜出去，当时我不知道有危险性，只知道我要到昆山，跳到月台上，铁路警察把我抓住。现在说起来是到派出所。他们把我当成是红军小八路，跳火车而且还带着这么一样东西，以为是发报机什么的。盘问时我跟他们说，我先生在昆山说书，在畅乐园，不信你们去问。是他叫我去拿收音机的。
从前是没有电话的，半夜三更一辆摩托车，两个警察，到了那边打开门，吓得书场老板脚也发抖了。警察怎么半夜三更到这里来？说清楚后，老板和先生一起去派出所把我领回去，人是领回去了，那只收音机又坏了，扔坏了，又坏了两只灯泡。先生再送去修理，也没有骂过我一句。
先生的父亲叫周宏文，艺名叫“夜来香”， 是非常有名的，他临死之前唯一的一件遗物， 一只打簧表给了我先生。打簧表现在不太看见了，从前这样一只挂表里面有声音报时报刻的叫打簧表。我没有见过的，先生出去了，我在家里，我想无事可做，先生的抽屉里大小的起子都有的，我打开来把机器零件一件件卸下来，编好号，为什么呢？解寂寞，我想等一会儿只要按照号装上去，哪知道拆得下装不进，我吓了，要拿到店里去又没有钱，那怎么办呢？拿白纸包好，塞在抽屉的角落里。
这事东窗事发隔了３个月，我也忘记了。先生刚刚发现，把我叫进房里，问我有没有干错事？我说没有。先生问一块表是不是你拆的？我说是前几个月的事情了，前几个月的事就算没有事啦。你知道接下来我先生怎么说，他对我说，“拆掉了表，你就不及我能干，我小时候跟你一样顽皮，家里的电表拆了照样自己装上去。你现在把表拆了你就不会装，这上面不聪明，你就是这样笨，知道吗？”就这样埋怨了几句，这只表就是这样处理的。
我先生对我处处照顾，处处爱护。在学艺的过程中，对我是非常严格。因为先生在说书的时候，在上海演出要做好几副场子，要赶场子的。白天没有时间教我，叫我背书是如何背的呢？就是从这家书场出来，到那家书场的路上的时候，坐在三轮车上。当时一般徒弟是跟在车后跑的，因为师叔陈希安是骑自行车的，先生包一辆三轮车，三轮车可以两个人坐，他一个人坐是浪费的，我坐进去正好。所以其他学生一直对我说，赵开生你福气好，我们跟先生听书赶场子，靠两条腿跑的，你是三个轮子滚的。其实舒服是舒服的，但是坐在旁边始终提心吊胆，为什么呢？我先生是利用路上的时间，他要叫我背书，随时随地要提出来，哪里到哪里，那一段你背一下。我就想了，这段书我熟不熟悉的？他提出来我就背，背得对还好，背得不对，下一家书场的路上再背。教我弹唱呢，是晚上，晚上教我弹唱，都在零点以后，零点以后也不会惊扰邻居，因为先生有办法的，我记得最晚的时候，是在凌晨２点以后我练弹唱。当时我先生唱电台是子夜１２点到１２点３０分，一档节目演出结束回到家里已经要１点了，我服侍好先生洗好澡吃完点心，然后点一炷香，先生要操琴的，他欢喜古琴，我先生非但是唱腔上的革新者，对乐器也非常有研究，非但琵琶弦子好，还会拉板胡二胡，还会敲扬琴。从前我在电台上唱蒋调开篇，惟一先生教我一曲《蔡伯喈思乡》，“离别家乡几个秋”，就是这只开篇。我弹琵琶，先生敲扬琴，在电台上唱过的，叫扬琴开篇，可惜没有录音。他非但扬琴敲得好，而且箫也吹得好，有一次小合奏《春江花月夜》，别人是弹琵琶弹弦子拉二胡，我先生就吹箫。
他在临睡之前总要弹一曲古琴，因为古琴声音非常雅非常文，不吵邻居的，他在弹琴时我坐在沙发上打瞌睡，他一曲瑶琴方罢，站起身来叫道，“开生醒醒，喂，醒醒。”叫醒了我，让我把昨天练的唱，唱给他听，唱得对可以下去，唱得不对重新再来。弹琵琶怎么办呢，要发出声音的，先生有办法，他用一块毛巾手帕往４根弦线里一塞，这样弹出来的音阶声音有的，但音量并不大。不信你们去试试看，不吵邻居的。教过门呢，他是非常严格的，一句不行就半句，半句不行就一个手法，在这上面我是挺聪明的，先生教我弹教我唱教我说，从来没有发过火。曾经有过一句过门卡住，就是在沈薛的腔里，这个过门，听听容易，弹起来非常困难，弹好的人并不多，先生就这么一点点都不能差，叫我拉，拉好了弹，弹了一放马上就拉，出来是这样的效果，那我一直弹不好，弹不好怎么办？先生发火了，先生发火有习惯的，一发火额上的一根筋要暴出来的，那我看见他的筋暴出来心里更加慌，拉也不对，弹也不对，先生对着我把脸一板说，出去，给我兜个圈子再来。我就到弄堂里兜圈子，兜圈子时我思想上不放松，我手里在动，嘴里仍然在念拉放——拉——放——。
“拉芳，拉芳”， 这是一个广告词，这个广告和我是没有关系的，他们又不付给我们劳务费的，用不着给他们做广告，这个是我的手法。等到我练好以后再去弹给先生听。
关于我１５岁的时候上报纸呢，是第一次上报纸，怎么会上报纸呢？那时我还没有上台，和听众还没有见面了，难得在电台上帮先生伴奏，唱只开篇。不过这样，怎么会有这样一篇文章出来呢？这要感谢师叔郭彬卿，因为先生成家之后，家里的地方并不大，上海是寸金地，我是小孩没地方睡，不可能３个人一起睡吧，不像样的，那我就睡到沧州书场郭彬卿叔叔的房间里，地上打地铺，那天在练唱的时候他来了个朋友，姓李，木子李，叫李隆基，和唐明皇是同名，不过她是个女的，她是个作家，而且是个记者，她是北方人。郭彬卿就把我介绍说，“这个是云瑞的学生，常熟人，你听弹的琵琶多好，声音多好。”说起来从前我的声音不是这样的，童声像朱慧珍那样高的，我和先生在台上唱开篇，我唱高八度，他唱低八度，是这样唱的。
郭彬卿叔叔说，“这小家伙不错啊，这样吧，你写篇文章捧捧他。”她真写了文章，里面有几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么说的，说我是“小小琵琶精，一对黄眼睛”。我拿到这张报纸开心得不得了，拿到先生那里给他看，先生看见问清楚后，他额上的筋又暴起来了。我知道不对了，只见师傅一个电话打给郭彬卿，说小孩还没有上台，他上台以后是青龙白虎还不知道，你何必要叫人去写这文章呢，这是骗骗听众，这个不好，对小孩没有好处，下次不要这样。
先生那里受批评了，回到沧州书场又受了批评，咦，郭彬卿叔叔也埋怨我，你为什么要这样，要拿给你先生看呢，害得我也一起卷了进去，两边都不讨好了。提起文章我就有这么一段事情，不过我先生这人呢，他是不图虚名，他在临终之前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不希望你做个红客，我希望你做个名家。因为红艺人容易做，尤其是现在宣传媒体比较先进，电视经常出现，大家一捧，报纸上一出来，照片放得大一点，曝光率高一点，就可以红了。但是没有真才实学的东西。”先生就是不求虚名，在这一点上对我是非常严格的。我记得我和饶一尘拼双档，１６岁上台，１８岁到苏州演出，在龙园书场站住了脚，这样也可以来年再来。我２０岁可以进城里的大书场，从前叫静园书场和光裕书场，后来改称苏州书场，现在苏州书场没有了，静园书场也没有了，这个地址现在是吃鸡粥的地方，在开鸡粥店，精神食粮变成了物质食粮。接下来我和饶一尘第一次进上海，４档都是无名小卒，都是年纪比较轻的，但是上海听众对我和饶一尘的一档书，是情有独钟非常厚爱，听客跟来跟去听，我在这家书场唱完到下一家书场，我坐上三轮车和饶一尘要动身，后面的自行车和三轮车跟了一大批，跟到下一家。那时候叫我们小双档，说的是《小珠塔》，《珍珠塔》不够资格叫《小珠塔》。
和师傅在一起，表扬我实在是想不起来，受批评是经常的。就是到上海，用一句通俗的话叫红出来了，在观众中有了一些地位了，有一些影响了，尤其在两家书场一起演，一面是后来的西藏书场，从前叫米高梅，一面是新成书场，从前叫维也纳。我们唱的是新成书场，上海评弹团唱的是米高梅书场，两家书场，我们客满，他们不客满，这样我就头轻脚摇了。
有一次先生叫师母打电话来叫我去吃饭，我一踏进门第一句话就说，现在应该是我请你吃饭。先生额上的筋马上暴起来，脸一板，对我说，“你大响档了，我没有觉得噢，上海团不客满，蒋月泉不及你，你比蒋月泉厉害，你客满了，是不是？这没有什么稀奇，上海人是尝个新鲜，你们年纪轻卖个小，在台上是什锦开篇翻翻调头，这样唱唱，那样唱唱，有多少真才实学，你要请我吃饭还要隔几年，今天就在这儿吃。”
你们想，这顿饭我吃了还有什么味道呢，等到吃完饭告别先生上书场，师母送我出门对我说，“你自己不识相，先生听过你好几回书了，在我面前挺赞赏你的，你在台上蛮活络，蛮泼得出的，就是你两只眼睛抬不起来，说唱一直对前十排看，好象后十排没人似的，先生感觉这是艺病，要和你提意见，所以叫我打电话给你，叫你来吃饭，你一进门言语不二不三，挨了一顿批评，大家讨了个没趣。
”
这是一顿批评。还有在１９６１年，我随团到北京演出，和石文磊说《青春之歌》。那时候因为我们青年档，而且《青春之歌》是新书，所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包括各种刊物上都有介绍我们的文章，说得我们非常好。当时我心里有点沾沾自喜，等到离开北京到天津的时候，先生在火车上坐在我旁边，他就问我，这次你在北京演出感觉怎么样？我心里是喜，嘴上很客气，我说这是党的培养，是对青年的要求比较低一点，所以我没有坍评弹团的台。我先生对我说，“你不要弄错，这是党的事业，是评弹事业，不是真正像报纸上说的这样好，你的影响这么大，你和杨沫两个人访问谈话的时候，上海马上有照片和文章出来，你有这么大的影响吗？因为你说的是新书，鼓励说新潮，所以这样做，你现在是小孩穿的大衣服，外面看看挺神气，剥开来芯子是一点点，不值得骄傲的。”
还有一次，我和他从电台出来，到三轮车上他跟我发脾气了，他说，“今天你是不是发痴，我教你的那些过门非要弹光的，我要唱了你不让我唱，你的过门还没有弹完”。我就和先生说，“播音员范仰祖跟我打了赌，他说先生唱，你能否过门句句不同，倘若你过门句句不同，我请你吃冰淇淋。”先生对我笑笑说，“你吃冰淇淋，我吃生活，卡住了我喉咙不能唱。”他还提到什么呢，他说，“你现在还小不懂事，真正拼了双档两个人合作，倘若你台上只知道发挥自己琵琶，不管上手的唱，这从艺术道德来说是不道德的。”所以我一直记住先生的这句话。
又是一顿批评。从今以后报纸上表扬我赵开生，我知道接下来是吃批评的时间到了，先生额上的筋又要暴出来了。我先生对我是这样的严格，而且他一世没有说过我好，只有过一次，而且是一句。因为有几个票友到我先生家里玩，大家弹唱，我先生在唱，我在弹。弹的时候大家说，这两只过门好听得如何如何，弹得真好。等到先生结束以后说了一句，“这小家伙琵琶弹得挺活络的。”就这么一句话，惟一的一句表扬话，惟一的一句，非常珍贵啊，非常珍贵。我在想如果周老师泉下有知的话，我现在取得这样的成就，他应该感到非常欣慰了。我先生在临终的时候跟我说了几句心里话，是我最后一次到先生家里去，因为当初“文化大革命”，先生还是特务的嫌疑，那我不能经常去接触，因为先生生癌症，不能起床，所以星期天我总要溜过去看一趟先生。他跟我说了很多话，包括《蝶恋花》不是靡靡之音，包括怎样发明电琵琶，能够把话筒放在人身上，怎样为工农兵服务得更好，在田间唱的时候可以让大家听得更清楚。还记得他说，我和你师生二人没有一回书，没有合作过一回书，他说还记不记得在北京，我们进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在周恩来总理家里他提出的，他说能不能你们师生二人合作，我们临时排了一回书。这件事
我是记得的，说了一回《碧梧堂联姻》，我起的是毕太太，先生唱的方卿，当时因为是临时排的，大家都比较紧张，下面都是首长们在听，回想起来，这些老同志对我真的是非常关心，徐丽仙、朱雪琴，包括杨振雄、杨振言，包括团长吴宗锡都站在台的两边，听我说这回书，等到我从台上下来都涌上来，尤其是徐丽仙对我说，小家伙，“你摸摸我的手，我摸上去是冰凉的。”她为我捏了一把汗，她说可惜是没有录音，有录音还可以让我们两个人有一点资料。现在回想起来，倘然这段录音在的话倒是绝版。最后一次先生跟我说，他说我不说心里就不舒畅，“我收你当学生是没有收你拜师金的，我觉得你是一块料，但是我对你的期望和你现在的成就，你的影响，你的贡献，这距离太远太大了，应该说我是非常失望。”所以先生最后对我讲了这两句话，先生对我要求非常严格，但是我现在有时候在摸索艺术的时候，我经常想到自己的老师，我现在很缺少这样一位经常给我敲警钟的老师。这些往事确实很值得人回味，特别是和老师在一起，他像父亲一样地关怀你，生活上艺术上又是对你这样严格，我们确实有时候需要一位严师，来不断地督促我们的艺术，来不断地成长，我在摸索艺术的时候先生不在了，我就像是在走黑弄堂一样，本来有什么问题可以和先生去商量，可以去求教先生，现在的商量余地不是太多，所以我回忆那段往事我心里就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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