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评苏州评弹（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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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话“三国”小考

　　　　　苏州大学文学院　王威 汉语言文学（基地） 0501401020

　　《墨子·耕柱》：“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这是“说书”一词的最早出处。说书人谈古讽今之余，还要加以评论，所以北称“评书”，南称“评话”。而不管评书还是评话，“三国”总是长盛不衰的话题。正如鲁迅所说：“盖当时多英雄，武勇智术，瑰伟动人，而事状无楚汉之简，又无春秋列国之繁，故尤宜于讲说。”

　　早在北宋仁宗年间，街市上就有“能谈三国事者”②。一旦小孩淘气，父母不耐烦，就给点钱让他们“聚坐听说古话”③。所谓“古话”，自然少不了“三国”。宋徽宗时，东京汴梁的勾栏瓦舍里，已经有了专说“三国”的艺人霍四究，而且“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④。以上种种，足见说“三国”在宋代的兴盛。

　　现存最早的说“三国”话本，是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刊刻的《全相平话五种》之一的《三国志平话》。全书约八万字，分上中下三卷。以司马仲相阴间断狱为引子，起于孙学究得天书、黄巾起义，终于诸葛亮病死五丈原，无论结构或立意，都为后来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张本。

　　然而，《三国志平话》毕竟只是“纯然的民间粗制品”，不但人名、地名触目皆谬，诸多情节更是既悖于史实又荒唐可笑，“好像作者只是耳听说书先生说过三国故事，而目实未见过陈‘志’裴‘注’似的”⑤。有鉴于此，元明之际的罗贯中在借鉴《三国志平话》的同时，“据正史，采小说”，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这在蒋大器（庸愚子）为其所作序言中有所交代：

　　“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

　　《三国志通俗演义》一出，《三国志平话》便销声匿迹了。但并不代表“三国”评话的消亡。相反，小说对评话的发展，起了锦上添花的作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演义》一经流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三国”，了解“三国”，喜爱“三国”，无形中为评话招揽了更多观众，此其一；其二，罗贯中对《三国志》的“通俗演义”，较之《三国志平话》，既立足史实又精彩绝伦，这就为评话提供了吸引观众的绝好材料。因此，自明代以降，评话就由过去的说讲三国传说故事，逐渐转变为敷演《三国志通俗演义》了。

　　有了《演义》作蓝本的说“三国”，其兴盛比宋元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明代后期，就连军队里也有说“三国”的身影。刘銮《五石瓠》“水浒小说之为祸”条记载：“张献忠之狡也，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咸效之。”魏源《圣武记》卷十三《武事余记》也有：“明末李定国，初与孙可望并为贼，有蜀人金公趾者，在军中为说《三国演义》。”

　　清初，据李斗的《扬州画舫录》，“评话盛于江南”，柳敬亭、孔云霄、韩圭湖等人名噪一时，更出现了吴天绪这样以说“三国”而“郡中称绝技者”。当他说到“张翼德据水断桥”一节时，“先作欲叱咤之状，众倾耳听之，则惟张口怒目，以手作势，不出一声，而满室中如雷霆喧于耳矣。”如此“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评话的独特魅力彰显无余。

　　至清代中叶，江南评话已统称“大书”。与大书相对的是讲才子佳人的弹词，称小书。而“三国”更有“大书之王”的美誉。苏州评话、扬州评话、杭州评话、福州评话、北京评书、湖北评书等均将其作为“压箱底”的书目。

　　苏州评话与“三国”结缘，起于嘉庆、道光年间的陈汉章。陈汉章传陈鲁卿，再传张汉民、朱春华。朱春华是咸丰年间说“三国”的翘楚，可惜英年早逝，后继无人。时至同治、光绪，由于苏州评话“三国”说来说去总是博望、新野、赤壁三把火，观众久而生厌，无人问津，竟沦落到不绝如缕的境地。面对“三国”无人说，无人学，无人续的状况，许文安毅然抛下三弦，改碰醒木，放弃了驾轻就熟的热门弹词《描金凤》，改说同行视若畏途的评话“三国”。经过许文安及其高足黄兆麟、唐再良等人的努力，“三国”重拾苏州评话的“大王”地位。

　　有“活赵云”和“活关公”之称的黄兆麟，是苏州评话灌制唱片的第一人。他将“三国”的开卷改为“屯土山约三事”，而把前几回的有用情节分插在后书中，使全书更加凝练紧凑，容易抓住观众，构成了六十回的黄派“三国”。

　　张玉书是黄兆麟的单传弟子。在前人的基础上，张玉书穷毕生精力，参考《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创作了西川书、东川书、荆州书、彝陵之战、七擒孟获、六出祁山等书目，将评话“三国”拓展到三百六十回，可说整整一年。

　　张玉书之子张国良，子承父业，且青出于蓝。“三国”是评话“大王”，而他却被誉为“三国”大王，其说“三国”的水平可想而知。不仅如此，张国良还花了六年时间，整理“三国”的演出脚本，编定为《评话三国》一书，1984年起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分14集出版。全书二十卷，分《前三国》与《后三国》。《前三国》八卷，自“屯土山约三事”始，至“卧龙吊孝”止；后《三国》十二卷，从“张松献图”起，到“五丈原孔明归天”终。此书成为苏州评话“三国”的代表作。

　　通观张国良的《评话三国》，可以窥见评话“三国”与小说《三国》之间“不离不即”的关系。

　　明清以来，但凡说“三国”，一概以《演义》为本，鲜有另起炉灶者，苏州评话也不例外，《评话三国》的情节、结构、立意无一不是来源于罗贯中的原著以及毛纶、毛宗岗父子的的评点，是为“不离”。

　　但是，“不离”并不意味着对《演义》的照本宣科。所谓“不即”，就是指评话一方面立足《演义》，一方面还结合自身的艺术特点，增加了大量《演义》以外的故事情节，以至于《评话三国》全书多达六百多万字，是毛本《三国》字数的九倍。这些情节不仅为观众所喜闻乐见，有些甚至还能对《演义》起到一定程度的改进与完善作用。如华容道关羽放曹，《演义》的解释是“夜观天象，操贼未合身亡”，难以令人信服。张国良放眼当时天下大势，认为曹操是不得不放的，“因为当时刘备根本无力统一中国，那末曹操一死势必造成群龙无首，诸侯割据，各自建国，称王称帝，互相兼并，战乱不息，生灵涂炭，国家分裂，他诸葛亮将成为千古罪人，刘备也无法得到三分天下。只有让曹操挟天子令诸侯，倒可以保证北部中国的统一，并牵制住江东孙权，刘备便可趁曹操创伤未愈，孙权却怕曹操来报赤壁之仇的机会，进军西川，再取东川，虎踞荆襄，占得三分天下，站稳脚跟，再图发展。”这样一番分析，较之《演义》的“天命论”，更加合情合理。

　　综上所述，评话“三国”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在评话“三国”的诸多流派中，苏州评话始终保持佼佼者的地位，究其原因，大概在于三国的金戈铁马配上苏州的吴侬软语，刚柔相济，别有一种韵味吧。

 

　　注释：

①、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页。

②、（宋）高承撰，（明）李果订，金圆、许沛藻点校，《事物纪原》卷九《博弈嬉戏部·影戏》，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95页：“宋朝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

③、（宋）苏轼撰，刘文忠评注，《东坡志林》卷一《怀古·途巷小儿听说三国语》，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7页：“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④、（宋）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五《京瓦伎艺》，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62页：“霍四究，说《三分》……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

⑤、郑振铎，《三国志演义的演化》，载《中国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页。

　　参考书目：

【1】《三国志通俗演义》，（明）罗贯中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三国演义源流研究》，关四平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评话三国》，张玉书传本，张国良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