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人、出书、走正路—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选豋


（该书由古吴轩出版社出版、定价38元，苏州百花书店有售）

前言

　　陈云同志生前喜爱评弹艺术，关心评弹事业，对评弹工作发表过一系列极为宝贵的意见，并已编成《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一书。陈云同志的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组成部分，对曲艺工作、对整个文艺工作，过去和现在都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今后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陈云同志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没有分管过文艺工作，他对曲艺工作的关心和扶持，表现了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极端负责的精神。他喜爱并研究评弹，重视民间传统艺术，反映了他和劳动群众在思想感情上的血肉联系。

　　陈云同志要求评弹艺术“出人、出书、走正路”，对评弹事业的继承发展充满希望和热忱，他说，“评弹要像评弹”，要求评弹按照自身固有的艺术特征和规律保存、发展。

　　今年是陈云同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中国曲艺家协会、江浙沪评弹工作领导小组、江苏省文联和苏州市委宣传部将在苏州市主办纪念活动。

　　为推动曲艺界重温并进一步学习陈云同志的文艺思想，作为纪念活动内容之一，商定汇编纪念文集《出人、出书、走正路》一书。本书选编自《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一书出版以来，文艺界包括曲艺界撰写的学习体会中的一部分文章，有几篇是特为本书撰写的。编排以发表和撰写的时间先后为序。

 

　　　　　　　　　　　　　　　　　　　认真学习陈云同志关于评弹工作的著作

　　　　　　　　　　　　　　　　　　　　　　吴宗锡　周良　施振眉

　　《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一书出版了。我们是当时亲自接受过陈云同志的教导的，今天再来读这本著作，感到格外的亲切和高兴。

　　陈云同志是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他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卓越的贡献。他的许多理论观点，已被历史证明是十分正确的。陈云同志从小喜欢听评弹，作为业余爱好者，他自1958年以来，利用公余和休养时间，听了大量评弹书目，广泛接触过许多评弹艺人及工作干部，用书信和谈话等方式，发表过许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意见。从这些谈话和通信中，编选出版的这本《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将引领和帮助我们把评弹工作和整个曲艺工作推向前进。

　　在旧社会评弹艺人的社会地位是低下的，但也受到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说唱的传统书目中，既有民主性的精华，也有封建性的糟粕。尤其在评弹进入大城市以后，商业化倾向趋于严重，增加了许多低级、庸俗的内容和穿插。解放以后，党领导戏曲、曲艺进行改革，艺人们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逐渐提高。评弹工作者在艺术和书目的提高、革新、发展方面作出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和整个文艺一样，由于各种思潮的影响，评弹工作也经历过多次大的曲折和反复。解放初期，主要是净化传统书目，逐步剔除糟粕。由于艺人们革命热情高涨，曾一度自动提出“斩封建主义尾巴”，停说了全部传统书目。在这期间，演出了一批根据戏曲和小说改编的书目，也编演了一定数量的反映现实生活和革命历史斗争的新书，使评弹书目在题材、样式、风格等方面都大大丰富起来。1954年，对停说传统书目的做法作了纠正。以后评弹的发展，正如陈云同志所指出的，有这样四个阶段：一、以说传统书和据戏曲、小说新改编的书为主，略有新书。其间1958年左右，曾出现过一个编说新节目的热潮，但当时过分强调政治性，比较忽略艺术性，节目一般编写得较为粗糙，艺术质量不高。二、1964年，一刀切，都说新书。三、“四人帮”搞“评歌、评戏”，否定评弹艺术，不但否定了全部传统书目传统艺术，而且对解放以后十七年的继承、革新和发展，全部否定。四、粉碎“四人帮”以后，评弹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近年来，由于不良社会思潮的影响，部分评弹演员在书目和表演上迎合某些听众的低级趣味，单纯追求票房价值，又出现了一定的商品化和自由化的倾向。

　　陈云同志指导评弹工作，不只是出于对家乡民间文艺的热爱，更是出于对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祖国传统文化的关怀。陈云同志以他一贯深入细致、实事求是的作风，对评弹艺术作了系统的调查研究。自1958年以来，他几乎听了评弹界各主要艺人和各种主要书目的演唱和录音，并广泛地接触了评弹艺人、创作人员和领导干部，从书目内容、艺术特色到说唱比重，从演出时间、书场效果到听众反映，都作了全面的了解，并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作了分析和对照比较。陈云同志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由于贯彻了群众路线和民主作风，掌握了大量事实和材料，进而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敏锐眼光透过现象，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陈云同志所提出的“评弹以说表为主”，“要发动评弹艺人进行创作，可以由短到长，由粗到精”，“评弹没有了噱头会是很大的寂寞”等等，都是对评弹的基本规律的总结。他所提出的“只有既说新书，又努力保存传统书的优秀部分，才是百花齐放”，“评弹应该不断改革、发展，但评弹仍然应该是评弹”，“不能忽视曲艺的娱乐作用”等等，进一步抓住了文化艺术的继承与发展，思想性与文娱性，普及与提高等等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并且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方针。

　　陈云同志在评弹所经历的各个曲折、反复的阶段所提出的意见，充分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传统作风。对所出现的各种倾向，陈云同志善于提出冷静而有远见的见解，并指明正确的方向。1958到1960年间，针对文艺过分强调了政治性的一面，忽略了娱乐性的一面的状况，陈云同志提出“曲艺是一种群众性的文化娱乐。人们在劳动之后，喜欢听一些轻松愉快的东西”，并说，“要有噱头”。1961年，评弹界出现另一偏向，全盘肯定传统和错误地乱放噱头，陈云同志亲自写了《目前关于噱头、轻松节目、传统书回处理的意见》，并且指出：“过去，节目太政治化了，所以现在要轻松一点，但不是把什么都搬出来。”陈云同志的及时提醒，给了我们以深刻的教育。

　　根据我们的体会，陈云同志对评弹工作的意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正确对待传统书目。

　　陈云同志十分重视评弹的传统书目。他认为这类书长期流传，经过历代艺人的加工而逐步提高，艺术上积累很丰富。在这些节目里，内容上精华和糟粕并存，应该加以认真的整理，保留其具有教育和娱乐作用的部分。“闭目不理有几百年历史的传统书，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使传统书只剩下一截一截的，或者被轻易否定了，我们这一代人就没有尽到责任。陈云同志历来主张要“保存传统书的优秀部分”，并把全部传统书目和表演艺术用录音、记录等保留下来，而不同意一律停演传统书目的“一刀切”的做法。全部否定和全部肯定一样，都是错误的。他特别强调的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问题，不能以对现代人的要求来要求古人”。同时，必须剔除书目中有害的部分。陈云同志又认为：“演传统的书目(包括分回)，也演新创作、改编的书目，这才是‘百花齐放’。只演传统书目，是不对的。”

　　对待传统书目的整理工作，陈云同志从原则到方法、步骤都提出了正确而具体的意见。

　　二、积极提倡、支持编说新书。

　　陈云同志在强调对传统书目的继承、整理的同时，一直积极提倡并支持编说评弹新书，他说这是时代的需要，革命的需要，并把这个问题提高到文艺和时代、文艺和群众关系的高度来认识，正确指出：“文艺是意识形态的东西，要为经济基础服务，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鉴于“新事物开始时，往往不像样子，但有强盛的生命力”，陈云同志提出了“对老书，有七分好才鼓掌；对新书，有三分好就要鼓掌”的主张，对新书目采取了支持、鼓励的热情态度。从六十年代初期，陈云同志就关心《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苦菜花》等新的长篇书目的编说工作。到八十年代，他对《真情假意》的支持，身体力行地实践了他支持新书的主张。他听了新书，经常与演员、创作人员以及专业干部等进行研究、探讨，帮助总结经验，并对新书质量的提高提出有益的建议。他认为，评弹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改编优秀的小说、戏剧、电影，对原著进行改组，安排好“关子”，并提出编说新书主要应依靠有创作能力和经验的评弹艺人。他强调编演新书，必须深入生活，熟悉时代背景；要学习马列主义，看书读报；要借鉴吸收传统评弹艺术经验，等等。为了支持新书，陈云同志还亲自为编说《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的同志讲述当时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等。

　　三、重视评弹艺术的革新。

　　陈云同志一贯主张评弹要跟上时代的发展，要立足于革新。除了对书目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外，对评弹表演艺术的革新，也多次发表了精辟的见解。他认为艺术革新的前提是保存和发扬评弹艺术的固有特色，也即按评弹艺术本身的发展规律进行改革。他对“四人帮”时期违反评弹特点改得不像样子的“评歌、评戏”很反感，指出这种做法是糟蹋了评弹。

　　陈云同志对评弹艺术的革新，只要是符合评弹特点的，都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鼓励。他说，“要在实践中锻炼，不要胆小”。在评弹的弹唱方面，陈云同志说过：“现在唱的俞调和当年俞秀山唱的不一样了。马如飞的马调，分了好几派。这是后人的加工。”他主张随着时代的不同，社会的前进，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创新。他揭示了“后来必须居上，才能发展；后来不居上，就要倒退”的发展规律，热情鼓励青年人在艺术上大胆革新以超过老一辈。

　　近年来，陈云同志提出了“要让评弹就青年。就青年，不停顿于迁就。要逐步提高他们”的意见，强调了发展评弹艺术要顺应时代和适应青年群众的欣赏需要，要求评弹艺术在内容、语言、节奏等方面都要跟上时代。

　　四、出人、出书、走正路。

　　评弹的革新，首先是书目的革新。无论是书目的革新还是艺术上的发展，都要依靠广大艺人和创作人员来进行。因此，其革新和发展，是和队伍的进步和提高分不开的。陈云同志非常关心评弹队伍的进步和提高，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状况。出人、出书、走正路的要求，既是对评弹艺术发展和提高的要求，又是对评弹艺术和艺术队伍的关心。出人和出书经常结合在一起，这是发展的规律。而只有走正路的艺术，才能保证和促进艺术和队伍的健康发展。

　　《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的出版，对评弹界和整个曲艺界是一件大事，对曲艺工作必将起到重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我们应该联系实际，结合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认真学习，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文艺的旗帜，使曲艺事业沿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道路繁荣发展。(《曲艺》1983年12月号)

 

奋力向前永不懈怠

施振眉

一

　　《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一书出版了，这是评弹界、曲艺界以至整个文艺界的大事。陈云同志的这部著作，是从他1959年到1983年有关评弹的谈话、文稿和通信中选编的。它坚持和丰富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它不仅对评弹艺术，而且对戏曲工作以及整个文艺工作，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杭州，是建国以后陈云同志常来的地方。由于我长期从事评弹工作，因而有幸从1959年起，就能经常见到陈云同志，并亲聆他的教诲，获得的教益是毕生难忘的。尤其他那平易近人、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更是铭刻在心。

　　陈云同志是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是我们所爱戴的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的贡献，是人所共知的。他在党的建设和财经方面的理论和提出的政策，已被历史和实践证明是十分正确的。他对评弹和文艺工作方面的论述，过去人们知道得不多，今天读了这本著作，可以看到他对评弹艺术以至整个文艺工作的一系列精辟的论述，深感到陈云同志确是一位熟知评弹艺术的行家。陈云同志之喜爱评弹，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小听“戤壁书”开始的，后来由于革命工作，中断了多年。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才重听评弹。他接触评弹和指导评弹工作不只是对于家乡民间文艺的爱好，更是出于他对这一为江南人民群众所喜爱的祖国的传统文化艺术的关怀。陈云同志在这本著作里所阐述的关于评弹和文艺的许多带有方向、方针性的意见，提出了一些指导性的措施和办法，都是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来的。据我所知，他从1958年以来，所接触的评弹艺人甚多，江浙两省一市各评弹团的主要档子(演员)，他几乎都有所了解，并听过他们演唱的长篇、中篇和短篇书目(包括录音)。我虽然从事评弹工作也二十多年了，但我所接触的评弹演员远不如他广泛，他对许多演员的特长和特色，了解得很细致：谁长于说表，谁善于弹唱，谁的琵琶好，谁的单档出色，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他的记忆力也是非常惊人的。他听过的书目很多，不少传统书目中的回目和关子他都能清晰地说到其中的利弊得失。就以中篇现代书《真情假意》来说，他就听了二十遍以上。在六十年代初，他对一些演员在说表中所用的噱头做过分析，指出有的是好的，有的是不可取的。陈云同志对评弹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各个时期出现的倾向，都是有的放矢，切中时弊的。因此不仅在当时当地，甚至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有深刻的指导意义。书中所涉及到的各个方面，不仅对我国评弹艺术在建国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作出了科学的总结，而且对党和国家的整个文艺工作，对整个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这本著作也和《陈云文稿》、《陈云文选》一样，又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文艺理论上的重要文献。

二

　　评弹拥有大量的传统书目。陈云同志对其中一些卓有影响的长篇书目作过较为细致的研究，并且深知它的精华和糟粕在哪里。他一再告诫我们要用正确的态度对待传统书目，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进行整理，“丢掉坏的，保留好的”。他不同意用“一刀切”的办法，指出：“闭目不理有几百年历史的传统书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但也不赞成那种全盘肯定的、越陈越香的保守思想。他严肃指出，衡量一个节目的好坏的根本标准，要看它对人民是否有利。因此，他明确地提出：记录和保存是一回事，演出是一回事。公演的传统书一定要进行整理，“如果不整理，精华部分也就不会被广大听众、特别是新的一代所接受”。他认为：只有经过整理的优秀传统书目，才能更有益于今天的听众。所以他鼓励我们对待象《珍珠塔》这样的骨子老书也要敢于去碰一碰，其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继承和发扬传统书目中的民主性的精华，尽量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尽管他一再说是个人的看法，但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到：他在提出一个问题和分析一部书目时，化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其中包含着充分的材料和论据。

　　陈云同志对研究、整理和演出传统书目的意见，对我们从事戏曲传统剧目及其艺术传统的继承和改革，也是非常适合的。回顾我们过去在戏曲改革中所走的道路，使我感受更深。过去，由于我们没很好地研究戏曲艺术的传统如何更好地为现实服务，在如何根据戏曲艺术的规律从事继承与改革，以及戏曲如何适应时代的需要这两个方面存在偏颇。忽而左，忽而右，忽而为“写十三年”而否定了其他，忽而大翻箱底，什么都出笼；且不说江青一伙的横行霸道，在六十年代以至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开始，我们由于调查研究不够，对时代和形势的发展认识不足，特别是对广大观(听)众的要求了解不多和不深，因此工作上也屡有失误。现在重温陈云同志的这些教诲，感受备觉亲切，心胸豁然开朗。

　　陈云同志对我们评弹事业的发展寄以深切的期望，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鼓励我们编演新书。陈云同志指出：“演传统的书目，也演新创作、改编的书目，这才是‘百花齐放’。只演传统书目，是不对的。”他特别对我们编演的现代书目给予大力的支持。他把编演新书目提到“时代的需要和人民的需要”这个高度来看。同时，他不仅鼓励我们编演新书，而且满腔热情、身体力行地予以支持和扶植，对在编写和排演新书中存在的具体情况——特别是由于作者的思想水平、生活基础和艺术技巧多方面的实际情况，在编演中容易碰到的问题与困难，他是很理解和体谅的。因此，他有一段名言：“新事物开始时，往往不像样子，但有强盛的生命力”，“对老书，有七分好才鼓掌；对新书，有三分好就要鼓掌。”

　　在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前期，他给评话《林海雪原》和弹词《青春之歌》等新书以很多的鼓励。在1977年，他对浙江编写的弹词《李双双》，在1982年对上海创作的弹词《真情假意》，以至最近对上海的弹词《一往情深》，都给以很大的关怀。尤其是《真情假意》这个新中篇，他认为这是个反映当代青年的精神面貌并且是适合青年、提高青年的好作品，他热情地赞扬并作了中肯的评价。

　　苏州、上海、浙江几位评话演员合作改编演出的评话《林海雪原》，也是我省评话老演员汪雄飞的保留书目。1977年，陈云同志在杭州听了几回后，亲自找我和演员汪雄飞、蒋希均一起研究这部现代书的加工提高问题。他还专门抽时间为我们讲述了《林海雪原》的时代背景，及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有关历史和地理环境等等情况，嘱咐我们要深入生活。汪雄飞等同志遵照他的意见，去东北进行了实地采访，陈云同志得知后，很高兴地肯定这样做的必要。

　　多年来，他多次对编演新书(包括新整理和改编的并且有较大提高的传统书)的作者和演员，给予多方面的鼓励、支持和扶植，为他们打气，替他们出点子。他总是以一个老听客的身份提出自己的看法，娓娓而谈地与大家讨论，丝毫没有强加于人和强人所难的地方，因此，不仅是我个人，凡是曾经亲身得到他指点和开导的人，都深切地感受到陈云同志那种平易、诚挚而切实的思想作风。我们评弹界有些好书目的诞生和不少老中青演员的提高和成长，其中都包含着陈云同志的心血。因此，我们在编演新书中的劲头也就更大，步子也就迈得更坚实了。

四

　　陈云同志对评弹艺术的继承改革和发展，关怀备至。他从评弹工作发展的大方向到评弹艺术的一些具体方面，都有很深刻而细致的论述。远的不说，我在1977年到1983年初，和他多次接触中，就当面听到他许多宝贵的意见。譬如如何发挥和提高演员的说表艺术技巧，如何研究和运用评弹中的“噱头”问题；如何培养和锻炼青年演员，让他们放单档去接受实际的考验，以要求他们在说表技巧上打下扎实的功底；甚至如何研究弹词的乐器伴奏和采用什么样的弦线以保护演员嗓子等问题，都谈到，使人听了既亲切，又实在。

　　陈云同志尤其谈到评弹演出应多为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服务的问题。他鼓励编演书目应该多为农民着想。这是他根据评弹艺术形式和活动方式的特点提出的一项切实可行的要求。

　　陈云同志特别谈到评弹工作应该考虑到如何争取和吸引广大的青年听众。他告诫我们不要满足和局限于中年尤其是老年听众。他既认为有必要为退休工人俱乐部的老听众服务，但又认为仅止于此是“吃老本”。因此，他在肯定和称赞现代书《真情假意》的同时，认为这类书目很适合青年听众的口味，同时向我们提出了“适应青年，提高青年”的要求。上海、浙江等评弹团队根据陈云同志这个要求，曾经到工厂和学校去做实验演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争取了不少新的青年听众。

五

　　陈云同志对评弹事业繁荣发展提出了许多方针和方向性的意见。其中最形象的，就是那句名言：“出人、出书、走正路”。

　　关于出人、出书和走正路的要求，已经不仅在评弹界，乃至在整个文艺界，都成为大家共同奋斗的目标。根据我的理解，陈云同志提到这三方面，是一切文学艺术发生发展和继承改革中的统一体，它们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出人，就要出一代新人。不仅要大力培养出一大批有良好天赋的、有坚实功底的和有创造才能的、有胆有识的艺术上的后起之秀，更要锻炼出一大批有文化、有觉悟、讲道德和守纪律的社会主义文艺战士。

　　但是光有技巧和才能还不能成为一代新秀。因为评弹艺术首先靠优秀的书目使演员精彩的说表与演唱得以发挥，从而通过塑造生动的人物形象使演员的才能与个性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要出人，必须先出书，演员通过好书成为优秀的人才，从而更有可能使书的质量精益求精。并且，根据评弹艺术的特殊性，演员不仅是书目的再创造者，往往也是书目的合作者，因此，出人和出书是密切相关的。

　　但是，要出新人，要出好书，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坚持正确的方向。是把它当作事业还是当作营业？是为了创造美好的艺术品有益于人民，还是把它当作商品而牟取私利？这就是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因此，出人、出书、走正路，就是使评弹事业健康发展的总方针。

　　据我的体会，陈云同志所提出的“出人、出书、走正路”，实际上也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继往开来的根本任务。在他的许多有关评弹的谈话和书信中都涉及到了这个方针与任务。作为评弹战线上从戎多年的战士，我重读陈云同志这许多宝贵的指示，想起他的谆谆教导和循循引导，我深觉自己做得很不够，我还要大步赶上去。因此，我读了这本书之后要写的学习心得首先是八个字：

　　　　　　　　　　　　　　　　　　　　　　　　——奋力向前，永不懈怠！（《浙江曲艺》1984年第1期）

 

拳拳爱心谆谆教诲

——读《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与通信》(增订本)

张澄国

　　《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与通信》(增订本)今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这是评弹界乃至整个文艺界的一件喜事。最近苏州市文联决定在全市文艺界开展学习陈云同志这部著作的活动，这对于推动我市文艺事业的发展是很必要的，必将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记得八年前，我刚调到苏州文联工作时，给自己安排了一些学习书目，除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同志在全国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等著作外，还有一本书，这就是《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与通信》。这本书是周良同志送给我的，我认真通读了一遍，有的篇章还多看了几遍，仔细研读，感到十分亲切，受益匪浅。陈云老首长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公务繁忙，日理万机，还时常给予苏州评弹无微不至的关怀，对评弹的振兴与发展作了这么多重要的指示，提出了这么多中肯的意见，这是苏州评弹领受的一份得天独厚的恩惠，苏州评弹工作者和我们这些在苏州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无不感到荣幸与鼓舞。在事隔十四年之后，再版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与通信，这一次增加了十一篇文稿，内容更为充实，更富有时代特色，这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与通信》涉及到文艺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如文艺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文艺节目好坏衡量标准是看是否对人民有利；评弹艺术要尊重传统，又要注重革新；评弹要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在题材、样式、风格等方面丰富提高；出人、出书、走正路等等，这一系列基本思想深刻正确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对评弹艺术的指导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同时也为社会主义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

　　陈云同志以自己的拳拳爱心，对评弹艺术和评弹工作悉心指导，为我们树立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光辉典范。他老人家十分关心评弹艺术的继承与发展，他认为评弹艺术是在江南民间长期流传，经过历代评弹艺人刻苦创作，辛勤加工，不断积累发展形成的，具有其他地方曲种不能比拟的独特魅力，深受老百姓喜欢。对于传统书目，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进行发掘，修改和整理，既不能一概否定，也不能照单全收，而是要以对人民是否有利为判别标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有分析地加以扬弃，修改整理。解放后在陈云同志的亲自关怀下，评弹工作者发掘、继承、保留、修改出了一批优秀的传统书目，活跃了书坛，满足了听众的文化需求，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至今许多脍炙人口的传统书目，已经成为评弹精品保留节目，这其中也倾注了陈云同志的大量心血。如《珍珠塔》、《玉蜻蜓》等许多长篇传统书目的修改都得到了陈云同志的精心指点。粉碎“四人帮”后，陈云同志就评弹艺术的继承传统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希望评弹能像评弹”，他对评弹艺术的特点、样式、风格、流派，对评弹说、噱、弹、唱基本功的要求，都作出十分精辟和深刻的论述。读了陈云同志的谈话和通信，我深深感到陈云同志对评弹艺术一往情深，赤诚挚爱。他老人家十分尊重艺术规律，希望新时期的评弹工作者不要丢弃苏州评弹的优良传统，要把这门积淀了若干代艺人辛勤劳动汗血结晶造就的优秀地方曲种继往开来，发扬光大。

　　社会主义文艺，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植根在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史创造之中。陈云同志在关注评弹艺术继承传统的同时，以更大的热忱倡导、鼓励创作现代题材的新书目，创作反映时代精神、贴近百姓生活、弘扬新人新事新风尚的评弹作品，他说“这是时代的需要，革命的需要”。陈云同志满腔热情地提出“对新的东西要撑腰”，他说“对老书，有七分好才鼓掌，对新书有三分好就鼓掌”。六十年代他对《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苦菜花》等长篇新书目的编创给予极大的关心。粉碎“四人帮”后，他又多次呼吁，“要说服有精力的中年艺人坚持创作新书”，他说“如能把长篇新书创作到十回，即使粗糙一些，对今后评弹的发展仍是很大的贡献”。八十年代，《真情假意》、《春梦》、《筱丹桂之死》等一批现代中篇书目问世，陈云同志就表示了极大的热情。我市评弹作家邱肖鹏、郁小庭、傅菊蓉等同志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创作了长篇现代书目《九龙口》，由魏含玉、侯小莉首演后，陈云同志听了三十二回书的录音，他十分高兴地接连给周良同志写信，与吴宗锡同志谈话，给予了热情的肯定和鼓励。我感到陈云同志对《九龙口》的支持，实际上是表明了他老人家的一种态度，这是他对传统评弹艺术创作现代题材书目的一种导向。他曾直截了当、清楚明确地提出：“要集中精力，在两三年内搞出几部现代题材的长篇书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艺术反映生活的深刻见解和对评弹艺术贴近时代的热切希望。评弹作为文学艺术中的一个门类，它的书目和其他文艺作品一样，都是生活的反映，都是社会人生的折射。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艰苦奋斗顽强奋进的时代，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国家、民族、人民生活都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英勇悲壮的人物故事，评弹艺术应当反映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绚丽多彩的时代，听众观众也渴望在评弹的艺术享受中观照当代人自己的社会和人生，进而获得情感的熏陶和精神的激励。因此，如果我们的评弹光停留在说传统书上，是远远不够的，而创作富有时代特色、生活气息，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现代题材新书目，就显得尤为重要。陈云同志谆谆教导我们要化力气多创作现代新书目，满足广大听众特别是青年听众的需要，就是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本着向民族和未来负责的精神，对评弹艺术提出的一个重要课题，这是一个关系到评弹艺术能否面向现实、面对未来，增强自身生命力的大问题，做好这篇大文章，需要评弹界工作者作出不懈的努力。可喜的是近年来苏州评弹界的同志深入生活勤创作，努力争取在长篇现代书目的创作上有新的突破，以告慰陈云老首长的关怀和期望。

　　《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是一座关于评弹理论与艺术的宝库，他老人家深邃的思想和广睿的智慧，给我们后人振兴和发展评弹事业增添了无穷力量，认真深入地学习陈云同志的这部著作，并在实践中很好地运用，那么我们苏州评弹这枝文艺百花园中的花朵定将会开得根深叶茂硕果累累。(《评弹艺术》第22集，1997)

 

对陈云文艺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孙东升

　　相对于陈云的经济思想、党建思想以及其他各方面的研究来说，关于陈云文艺思想的研究，是个相对薄弱的环节。但是，自1983年《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出版以来，对于陈云文艺思想尤其是他对评弹艺术长期而广泛的关注与思考，在文艺界包括曲艺界和学术理论界，引起了深入的学习和广泛的研究。本文拟就这一研究的历史、现状和前景谈一些看法，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学界关于陈云文艺思想研究的简略回顾。

　　陈云对文艺问题的关注，起始于延安时期的一篇关于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的讲话。当时他是以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名义和文艺工作者座谈时讲的，是从增强党性的角度对文艺工作者讲的，其中涉及文艺的许多问题，有着精辟的见解。但由于陈云并不主管文艺，所以长期以来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但是，陈云对评弹艺术的研究，却使人们真正了解到他对文艺规律的深刻理解和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人们由此开始了对陈云文艺思想的研究，并逐步形成了陈云评弹与文艺思想的大致轮廓。

　　人们了解陈云喜爱并关注评弹，最早仅限于评弹圈内。从少年时代起，陈云就得到了评弹艺术的浸润和滋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期，他发表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对评弹艺术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但当时陈云不希望宣扬自己，所以人们都心照不宣地对他以“老听客”代称。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陈云在杭州主持召开了“评弹座谈会”，他开始公开指导评弹艺术的发展，他的评弹艺术主张始为世人所知。特别是八十年代初期以来，在一些重要方面，陈云的主张一直对评弹艺术、曲艺以至整个文艺事业的发展起着指导作用。

　　如果以1977年杭州评弹座谈会、1983年《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的出版以及1997年该书增订本的出版为重要关节点，那么，关于陈云评弹与文艺思想的研究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7年到1977年6月，为收集资料阶段。

　　这个时期，由于陈云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讲话，因此，研究仅限于数位知情人当中。而且，由于他们大都是党的评弹工作的领导者，需要用陈云的谈话和意见具体指导评弹艺术实践，所以很难说有多少深入的研究。但是，陈云大量的谈话和通信，在困难的情况下得以完好的保存，使他关于评弹艺术的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很重要的见解留了下来，为后来编选《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做了充分的准备。因此，在积累完整的资料方面，这个阶段(“文革”十年除外)评弹界是做了十分有益的工作的。

　　第二阶段，从1977年6月到1983年12月，为逐步展开阶段。

　　杭州评弹座谈会后，陈云对评弹的关注始为人知，陈云与评弹界乃至曲艺界人士的接触更加频繁。同时，陈云的一些重要意见开始在评弹界组织传达，他的一些谈话和书信、记述他与评弹界人士交往的文章开始见诸报端，陈云评弹与文艺思想研究初见端倪，逐步展开。

　　1979年1月，在停刊十多年的《曲艺》杂志复刊第一期上，专门开设了一个“陈云同志谈评弹工作”专栏，栏下发表了《陈云同志对当前评弹工作的几点意见》(1977年6月13日)、《评弹座谈会纪要》(1977年6月18日)、《陈云同志给吴宗锡同志的信》(1978年7月22日)。这是目前所知最早公开发表的陈云谈评弹艺术和披露“长期以来，陈云同志非常关心评弹工作”的文稿。

　　1979年6月2日，在中国曲艺家协会恢复活动后的第一次重要活动——中国曲协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上，大家重温了1977年陈云《对当前评弹工作的几点意见》，明确了它对当前曲艺工作的指导意义。《人民日报》对此做了报道。

　　1979年5月号《曲艺》杂志发表了吴宗锡署名左絃的《坚持说新书和保存传统书的优秀部分》一文。这是目前所知最早公开发表学习和研究陈云评弹谈话的一篇文章。

　　1982年7月12日，陈云同意公开发表他1959年11月到1982年6月关于评弹的八段谈话。在这年9月由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编辑、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一书中，这组题为《关于评弹》的谈话第一次同广大读者见面。12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这组谈话，扩大了影响。

　　在1982年8月号《曲艺》杂志上，公开发表了施振眉写的《细雨·微风·春暖——记陈云同志1982年在杭州与评弹工作者的几次谈话》一文。作者以充满感情的笔触，指出：“陈云从十二岁听‘戤壁书’开始，听了半个多世纪的评弹”，“建国以来，他总是以一个普通的老听客身份听书、评书，和演员亲切交谈，也常和从事评弹工作的同志一起，就评弹艺术的一些问题，或书信往来，或漫谈讨论，交换意见，进行探讨。”“据我所知，从五十年代开始，他为评弹事给有关同志写了不少信件，与评弹界人士的谈话，何止十万言！”在披露上述事情的同时，作者描述了陈云1982年在杭州与评弹工作者的几次谈话，文字轻灵活泼，形象逼真，生动感人。文章发表以后，在文艺界尤其是曲艺界引起强烈反响。这是笔者所知最早公开发表的详细记述陈云与评弹界交往的一篇文章。

　　上述事实表明，在诸多评弹界和文艺界人士的推动下，研究工作在逐步展开。

　　第三阶段，从1983年12月到1997年6月，为研究深化阶段。

　　1983年12月，中国曲艺出版社公开出版了经陈云审定的《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收入他1959年至1983年的部分谈话、文稿和通信四十篇。12月2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文艺界学习〈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的通知》，要求文艺单位联系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该书的精神实质，把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推向前进。《通知》指出：“陈云同志的这本著作，不仅对我国评弹艺术在建国后的发展过程和经验教训作出了科学的总结，而且对党和国家的整个文艺工作，对整个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意见。”“这本著作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文献。它在一些重要方面丰富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精神生活需要，有着重要指导意义。”这两段话，对《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中反映出的陈云的文艺思想给予了准确的评价，指出了陈云的评弹与文艺思想在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地位，概括了其对当今文艺工作的指导意义。

　　在此前后，围绕《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的出版和中宣部的通知精神，出现了一批有深度、有影响的学习和研究文章。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陶钝的《读〈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周扬的《文艺也是服务性行业——在中国曲协在京理事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陈涌的《陈云同志与评弹艺术》、陈辽的《论陈云同志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罗扬的《出人、出书、走正路——学习陈云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周良的《陈云同志的文艺思想》、马蓥伯的《陈云和文艺工作》、张韵平的《陈云同志对评弹工作的亲切教诲》等。

　　与此同时，在评弹界，一些与陈云有密切交往的领导和评弹艺术家，也纷纷发表文章，回忆了很多陈云关心指导评弹艺术发展的珍贵情节，披露了一些重要谈话和意见，丰富了陈云的评弹艺术主张。

　　1991年4月8日，为纪念陈云“出人、出书、走正路”指示发表十周年，上海市文联、文化局和上海曲艺家协会联合举行文艺理论研讨会，三十多位文艺界、新闻界人士畅谈陈云这一指示的重大现实意义，指出：“出人、出书、走正路”辩证地阐述了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的关系，文艺的教育功能与娱乐作用的关系，既涉及题材的开拓，也涉及人才的培养，其核心是走正路，即努力贯彻文艺的“二为”方向。这是陈云与评弹艺术研究中很重要的一次理论研讨会。次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作了报道。

　　1994年1月，为纪念《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出版十周年，江浙沪评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辑、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陈云同志和评弹艺术》一书。这是一部文章的汇集，约二十万字，基本上反映了十年间这一研究领域里的概貌，是这个阶段最重要的研究成果的结集。

　　1995年陈云逝世后，首都北京和上海曲艺界分别举行隆重的缅怀和追思会，缅怀陈云对评弹艺术的挚爱和关怀，高度评价了陈云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

　　第四阶段，从1997年6月至今，为研究持续阶段。

　　1983年《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出版后，陈云又陆续发表了一些对评弹工作的意见，而且，由于1983年版该书早已脱销，中央有关部门决定编辑出版增订本。1997年6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增补了陈云有关文稿十一篇(终卷篇是1990年4月的《领导干部要使自己能听到真话》)。6月13日，《人民日报》发了该增订本的出版消息，指出：“这本书集中反映了陈云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评弹以至整个文艺工作提出的许多具有指导意义的意见，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书形成了陈云评弹论述较完备的选本。

　　1997年9月11日，吴文科在《人民日报》发表《深入生活，认识生活——读〈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一文，着重分析了“评弹工作者也要学哲学”、“文艺界要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等观点，指出：“仔细品读这些新增的文章，使我们对如何本质地把握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如何更好地坚持‘二为’方向并贯彻‘双百’方针，特别是如何深入地理解创作和生活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2000年8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周良编辑的《陈云和苏州评弹界交往实录》一书。该书按时间顺序记录了陈云和评弹界交往的主要活动，提供了编者掌握的一些非常珍贵的资料，实际上是一部“陈云与评弹年谱”。尽管还有不少缺漏，但它是研究者不可不读之书。有的学者评价说，该书的出版，“不只是一本有关陈云同志关心苏州评弹的事迹实录和文献资料留存，也是苏州评弹乃至整个文艺界对于陈云同志的一种特殊缅怀与切实怀念。”⑴

　　另外，还有一些相关的研究和记述文章散见于各类报章杂志中。如萧华光的《陈云在杭州休养片段》、毛应民的《陈云在杭州》等等。2000年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苏州文化丛书”之一《苏州评弹》(周良著)中，辟专章《陈云和评弹艺术》，概括了陈云对评弹艺术的主要观点和理论贡献。

　　二、陈云文艺思想研究的主要范围与观点。

　　对于陈云评弹与文艺思想艺术的研究，人们一开始主要是围绕着逐渐公布的陈云的一些谈话和文稿展开的，因此研究显得不够宏观。1983年《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一书出版后，评弹界和文艺理论界人士纷纷发表学习文章，一些评弹艺术家和当事人也撰文回忆在与陈云的交往过程中陈云的悉心关怀和指导，为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基础性史料，研究工作也逐步深化，呈现出可喜的局面。

　　对陈云评弹与文艺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关于陈云评弹艺术主张的基本内容。

　　1983年出版的《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中收入的四十篇文稿，是编辑小组从保存下来的三百多篇谈话、文稿和通信中精选出来并经陈云逐篇校阅的，基本上涵盖了此前陈云关于评弹的基本思想。该书的《编后记》指出：“二十多年来，陈云同志在指导评弹工作中，按照党的文艺政策，发扬党的民主作风和群众路线，抓住文化艺术的继承与发展、思想性与娱乐性、普及与提高等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结合评弹艺术的实际，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接着，列举了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正确对待传统书目；二、积极提倡和支持编说新书；三、重视评弹艺术的革新；四、出人、出书、走正路。⑵并分别进行了介绍和简要的阐述。这虽然是一篇介绍性的文字，但比较集中地概括了陈云关于评弹艺术主张的主要方面，可以看作编辑者的初步研究成果。许多研究者还根据自己的理解，作了很多更细化的概括和提炼。

　　2．关于陈云评弹与文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的地位。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陈云就评弹提出的系统意见，构成了一个如何改革和发展传统曲种、剧种的马克思主义纲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宝库作出了独特贡献；对发展和繁荣我国的曲艺、戏曲事业，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研究者指出，陈云“谈的是评弹问题，涉及到的却是文艺的许多基本问题”⑶，他提出的“评弹要创新”、“文艺要反映新时代”、“评弹应该不断改革、发展，但评弹仍然应该是评弹，评弹艺术的特点不能丢掉”的主张，其精神“不仅适用于评弹，也适用于曲艺、戏曲以至全部文艺创作”；陈云强调“要加强评论，加强管理，对书场和艺人要管起来”等主张，也是十分正确的。他提出的“要懂得观众的心理”的创造性意见，“关系到文艺的民族化和群众化的问题”，过去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家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涉及这方面的问题，所以“陈云把这一问题提了出来，并且作了论证，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贡献”。⑷

　　研究者还指出，陈云关于曲艺、文艺问题的论述，“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和丰富了毛泽东文艺思想”⑸，“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组成部分，是制定党的文艺方针的政策之一”，“陈云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和评弹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对整个文艺工作都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⑹

　　3．结合陈云1943年《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的讲话，较为全面地概括了陈云的文艺思想。

　　研究者指出，“陈云过问文艺，除了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在1943年召开的延安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以外，主要是在特殊机遇下业余的事。”但是，“尽管这是一位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业余的事，是以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的身份提出来的，但由于陈云通晓马克思主义哲学，深谙无产阶级领导艺术，因而发表的意见闪耀着真理的熠熠光辉，对于我们今天的文艺工作仍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极大的现实意义。”根据陈云在《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一文中的观点和关于评弹艺术的论述，陈云文艺思想的要点可以概括为：“强调摆正位置，提出鲜明目标，敢于实事求是，讲究领导艺术。”⑺

　　有的研究者着重论述了陈云从根本上批判的文化工作特殊论和文艺工作者自大论的两种倾向，认为“陈云对这两种倾向的深切批评和从理论上的透彻阐明，具有普遍意义，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从而“陈云也就以他的反对文艺工作者特殊和自大的思想，他的改革和发展曲艺、戏曲的纲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宝库作出了独特的贡献”。⑻

　　4．关于陈云提出的“出人、出书、走正路”。

　　研究者认为，陈云提出的“出人、出书、走正路”的主张，“极其鲜明、准确地概括了文艺工作的基本要求，指明了文艺繁荣之路，言简意深，语重心长，不但成为曲艺工作者前进的指南，而且为文艺界所接受和传诵，起到很大的鼓舞、激励和指导作用。”⑼这一主张，是“用最简洁明了的语言，把社会主义事业对文艺工作的要求，把党在文艺领域的方针政策概括成的一个鲜明的目标”，具有普遍意义，“完全适用于各种艺术门类”。⑽研究者指出，陈云提出的“出人”，就是要大力培养艺术人才；“出书”，就是要生产优秀的文艺作品；“走正路”，就是要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走正路不走邪路，很重要的是要正确处理适应观众和提高观众的关系”。“只要认真地按照‘出人、出书、走正路’的要求去做，我们的曲艺、文艺就一定能够适应时代的需要，群众的需要，不断发展，日益繁荣。”（11）

　　对于陈云提出的评弹艺人在艺术创作上要深入生活的主张，研究者认为“这的确是一个根本问题，为了反映社会主义的新生活，深入生活是必由之路”；除此之外，陈云还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政治、文化、艺术都要学”，“这不仅对曲艺界，而且对整个文艺界，都是需要不断解决的根本问题。”(12)

　　5．关于陈云在指导评弹工作中的工作作风和领导艺术。

　　研究者指出，陈云善于根据文艺的特征和规律，为文艺工作者提供繁荣文学艺术的条件。他从小对评弹就耳濡目染，从五十年代后期又多方接触，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内行。“由于对评弹的艺术规律十分熟悉，他从脚本人物的处理到情节的安排，都能够提出具体的意见”(13)。但他对具体的艺术问题，从来不作“指示”，而总是要求文艺工作者自己通过讨论和比较去研究解决，“特别是对具体书目的意见尤为慎重”，“使文艺工作者感到如沐春风。”(14)一些与陈云交往很多的同志回忆说，陈云在指导评弹工作时，常常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之后，再经过深思熟虑，就会发表他的精辟的指导性意见。这些意见是建议性的，又是协商性的。他从不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即使在与干部谈话时，他也常常征询别人的看法，从不轻易下结论。”(15)“虽然陈云同志提出的一些意见用的都是商量的口气，温和的态度，但是由于他思想的正确，对业务的熟悉，绝大多数都是切中要害的。”(16)

　　研究者还指出，陈云对评弹作品的研究是深入而细致的，对传统书，重点分析研究过《珍珠塔》、《玉蜻蜓》、《孟丽君》等，对新书，重点分析研究过《真情假意》、《林海雪原》、《苦菜花》、《青春之歌》等，“陈云同志正是这样从一个典型到另一个典型进行具体分析，体现出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推动了评弹工作的发展。”他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体现了共产党人对革命事业的满腔热情和极端负责的精神，体现了党一贯强调的调查研究的好传统。”(17)

　　6．关于陈云在指导评弹艺术工作中的群众观点。

　　研究者指出，陈云沿着毛泽东的文艺方向提出并解决了“文艺要能够受到人们的喜爱、适应服务对象的需要，认真注意社会效果”的重大原则问题。 (18)陈云重视评弹的娱乐性，经常考虑群众对艺术欣赏的心理、需要和爱好的问题，他关于“文艺既要注意政治内容，又要注意文化娱乐”的观点，较好地解决了文艺的政治内容和文化娱乐的关系问题。他强调，评弹不能没有噱头，观众来听评弹不是来上政治课，要让人家笑笑，工作疲劳了，要有轻松愉快，给人娱乐，过分严肃就不叫书场了。其中，“根本的问题在于陈云重视群众的爱好、群众的趣味、群众的意愿”，“使我们看到陈云同志在考虑和处理问题时从来不忘记群众观点。”(19)

　　当然，与此同时，陈云还鲜明地提出了“衡量书目的好坏的标准，要从能否教育人民，对大多数人是否有好处来考虑”的观点，“这说明他强调文艺的娱乐作用，并不意味着忽视其教育作用”。(20)而恰恰说明他特别强调政治内容和文化娱乐的和谐统一。

　　三、对继续深入开展陈云文艺思想研究的几点建议。

　　尽管陈云曾说过评弹和文艺工作是他的“业余爱好”，“随便谈谈的”，但是，由于陈云对评弹工作的精深了解和持久关注，所以他的意见总是受到格外重视，新中国评弹以至整个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没有离开过陈云的悉心指导。很多评弹界人士深有感触地说：“即使在文化界的领导人中，也极少有像陈云同志那样，对一门艺术，作如此全面深入的研究，发表如此系统精辟的指导性意见的。”(21)“陈云同志对评弹事业的关心不仅是出于个人爱好，更是为了保存和发展这门传统艺术，这是评弹界的一大幸事。”(22)

　　笔者认为，作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是把评弹作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一部分来关注和研究的。由此引申，他也十分关注其他曲艺形式和艺术门类，如扬州弹词、北方曲艺。1984年2月2日，他邀请北京的曲艺界人士到家里座谈，针对当时曲艺界出现了一部分坏作品、坏节目或有严重缺点的作品、节目的不良现象，进一步阐明了“出人、出书、走正路”的观点，希望艺术家们热心积极培养年轻优秀的创作人员和演员，多写、多编新书，在表演上既讲娱乐性，又讲思想性，不搞低级趣味和歪门邪道，使曲艺适应时代的需要、群众的需要，不断发展，日益繁荣。陈云对北方曲艺的关心，使许多艺术家深受感动。因此，陈云是把评弹艺术作为一个“平台”来专心研究祖国的文艺事业的，因而他的评弹艺术主张便具有了更为普遍的意义，也最终形成了他的文艺思想。

　　毫无疑问，对陈云评弹与文艺思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远远不够，一是文章、专著比较少，二是研究队伍的面很窄，三是缺乏更为宏观的研究和深入的探讨。陈云评弹与文艺思想的研究仍然有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前景。笔者以为，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是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入和加强。

　　一、从陈云与评弹艺术的角度扩展开来，更深入地梳理、研究陈云的文艺思想。

　　笔者以为，陈云文艺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大致可分三个时期。

　　1．萌芽期。延安时期，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和中央组织部部长，曾参与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讨论，实际上直接对《讲话》的形成参与了意见。《讲话》作为至今仍然对我们党的文艺工作有重大指导意义的重要文献，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当然主要体现的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但从《讲话》的形成、修改和发表过程来看，许多中央领导同志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陈云当时是核心成员之一，无疑对《讲话》的形成是大力支持和有贡献的。1943年3月10日，陈云以中央组织部部长名义和文艺工作者座谈，讲了“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一个是特殊、一个是自大的问题。与毛泽东《讲话》相对照，应当说是一个相互补充和映照，也是极有针对性的，当时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没有对文艺工作者思想和生活的深入了解，没有对《讲话》精神的深刻领会，陈云的这篇文章是做不出来的。因此，它不但是一篇对文艺工作者提出党性要求的讲话，也是一篇阐明作者文艺思想的讲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陈云对文艺工作的思考。尽管没有更大量的文献资料佐证陈云在延安时就关注文艺问题，但这篇文章也可以初步反映陈云对文艺问题的深入思考，是陈云文艺思想形成的萌芽。

　　2．形成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半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是陈云文艺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关键的时期。这个时期，他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时断时续，客观上有了一个关注文艺问题的环境。因此，他通过大量细致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听书，潜心研究评弹艺术规律，发表了大量的谈话，对评弹工作提出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意见。这些意见，不但指导着评弹实践的发展，而且丰富了评弹艺术的理论，很多涉及文艺的基本和根本问题。尽管这些谈话和书信所反映的思想还不为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所知晓，但在评弹圈内是一直把它作为指导的，这些珍贵的文献被大量地保留了下来，成为评弹界的一笔巨大思想财富。因此，笔者认为，这一时期陈云从评弹角度形成的思想，奠定了陈云文艺思想的基础，形成了陈云文艺思想的雏形。

　　3．发展期。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经过十年动乱，陈云重新参与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他不再非正式地和评弹工作者谈话和通信，而是正式召开座谈会，大张旗鼓地指导评弹艺术的拨乱反正，指出“评弹艺术的特点不能丢掉”，“评弹仍然应该是评弹”，评弹“要反映现实斗争”，“说好现代题材的新书”，“这是时代的需要，革命的需要”；“题材应该多种多样”，要“面向农村，到农村说书”，“发挥轻骑队的特点”，甚至提出“琵琶不用钢丝弦”(23)这样很专业的要求。他对噱头问题的论述，对“评弹的说、噱、弹、唱，是区别于话剧的”、“不能忽视曲艺的娱乐作用”、“衡量一个节目的好坏，要看对人民是否有利”的观点的阐述，对创作新书的鼓励和支持，对演员“要注意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加强青年演员的训练以及评弹的管理和评论工作”、“评弹工作者也要学哲学”、“文艺界要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24)的要求，对正确处理现代书和传统书的关系的见解，并旁涉其他曲艺形式以至整个文艺工作，提出“出人、出书、走正路”的著名观点，所有这些，进一步发展了已有的思想观点，表明陈云对评弹以至党的整个文艺工作有了一个全面的关注和了解，形成了独到的见解，从一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1983年《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一书的出版发行，标志着陈云文艺思想的最终成型。

　　二、继续深化对陈云评弹与文艺思想基本观点的研究。

　　在以往的研究中，陈云关于评弹与文艺思想的主要观点大都提了出来，比如：关于评弹要贯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观点；衡量书目(作品)的好坏的根本标准是对人民是否有利的观点；文艺要反映现实斗争、要跟上时代要求，现代题材的作品应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要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的观点；要加强党对评弹事业的领导的观点；要加强文艺评论，克服单纯追求票房价值的错误倾向的观点；要正确对待传统书目，既说新书，又努力保持传统书的精华的观点；要重视文艺队伍的建设，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同志著作的观点；艺术工作者要深入生活，要提高责任感，“出人、出书、走正路”的观点，等等。这些总结是比较全面的，也是符合陈云的思想实际的。但是如果从深化研究的角度讲，还远远不够。由于陈云的谈话和通信都短小简练，文字不长，客观上对研究的深化增加了难度，但仍然需要更加细致和微观的研究。笔者以为，今后应当从某一方面深入挖掘史料，结合评弹艺术作品和陈云的精辟论断，开展逐项研究，最终形成陈云文艺思想的一个完整的体系。

　　三、认真研究陈云原著，挖掘其思想内涵，着重研究陈云评弹与文艺思想的特点。

　　陈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有其特点，甚至包括他的文风也很有特色。文艺评论家陈涌在《陈云同志与评弹艺术》一文中指出：“陈云同志的文字向来是十分平易简约的，但在平易简约中却包含着深意，真是所谓‘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我们只有更加认真深入地学习体会，才能有更多的收获。”这是十分有见地的意见，也是给研究者提出了一个认真学习研究原著的艰巨任务。

　　笔者以为，陈云评弹与文艺思想的特点，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1．陈云评弹与文艺思想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1982年3月，陈云在同倡议编辑《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一书的同志的谈话中指出，他已经出了一本论经济问题的文选(25)，第二本也要出了。是1949年到1956年间的讲话和文稿，这段时间可以放开讲话，所以比第一本好。现在再加一本，讲评弹的。(26)可见他对编辑这部书的认可和对这些论述的重视。当然，他抓文艺工作是业余爱好，并没有用全副精力去研究和促进，但谁能否认他自始至终对评弹艺术的热爱和对评弹艺术规律的精深把握呢？而且，陈云的一系列精辟论断和科学论述，确实是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科学总结了建国后评弹艺术的发展过程和经验教训之后提出的，对评弹艺术以至党和国家的整个文艺工作、整个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陈云评弹与文艺思想，是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建国后关于文艺工作的讲话的基础上，在建国后从评弹艺术出发，对文艺工作深刻思考的结晶。把陈云的许多文艺观点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主张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从中发现其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前进，文艺事业的发展，陈云的文艺论述益见其光辉。具体在哪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有进行深入的研究的广阔前景，这是研究者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2．重视调查研究和数量分析，具有经济专家观察分析问题的突出特点。陈云是举世公认的经济管理专家，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辩证法大师，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老一辈革命家中也是十分突出的。在研究文艺问题时，陈云把这种方法也用到了极致。比如1960年，陈云曾向有关同志询问北京曲艺演出场所的情况；比如陈云1960年曾要求上海市人民评弹团负责人为他开列一张上海、苏州、常熟全部评弹艺人的名单，要求注明各人所说的书目，并且说明是单档还是与谁搭档；还要求代买评弹节目广告单，便于自己调查研究；再比如，在听京韵大鼓的专场演出时，陈云统计骆玉笙三次唱《大西厢》，每次都是十八分钟以上，连零几秒都记住了。在听一位评弹演员的演出时，陈云精心统计了这位演员在一回书中共放了十一个噱头，还向有关人士分析哪些是灵的、好的，哪些是可有可无的，哪些则是根本不必要的。他为了研究一个新编中篇评弹《真情假意》，竟然不厌其烦地听了二十多遍！所有这些，反映了陈云作为一位经济专家观察和分析问题的特点，也反映了他“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27）的工作方法。也正因如此，陈云由一位“老听客”成了地地道道的评弹行家，他的主张才如此深刻地指导和影响着评弹艺术的发展。

　　3．陈云评弹与文艺思想具有人民性的特点。在陈云的思想中，评弹是群众性的艺术，文艺工作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因此，必须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和需要出发，加强管理和引导，否则就走入了歧途。他指出，评弹演出要考虑观众的反应，演员要懂得听众的心理；要重视文艺的娱乐性质，听评弹不是来上政治课，要让人笑笑；要剔除传统书目中封建有害的因素，使评弹真正起到教育人民的作用；衡量书目(作品)好坏的根本标准要看是否对人民有利；要从党和国家的立场上来看问题，评弹艺人及其事业都是属于人民的，等等一系列观点，都充分反映了陈云考虑和处理问题从来不忘记群众、一心为广大人民群众着想的高尚道德情操。因此，研究陈云评弹与文艺思想中人民性的特点，是一个有待强化的方面。

　　4．陈云评弹与文艺思想是建立在对艺术规律的精深探索和深刻把握的基础之上的。大家都公认，陈云是真正懂得评弹艺术的行家里手。他在一系列谈话和通信中，对评弹艺术的规律作了深入的探索。比如，他在谈到把小说作品改编成评弹时指出：“戏剧、小说、评弹三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有不同的艺术规律。戏剧是现身中的说法，评弹是说法中的现身。”所以“按评弹的艺术要求来改动原著是完全必要的”。(28)他还指出：“评弹不但和小说、电影、戏剧不同，评弹的长篇和短篇也不同，各种形式的文艺，都各有质的规定性。”“改编时，要对小说进行改组，人物、情节、结构都可以改变。要组织‘关子’，这是很重要的。”“说给人听的和写给人看的不同。评弹要保持自己的特色，新书不能根据小说照本宣科。”(29)陈云还从欣赏习惯和艺术观的角度，对长篇评书《苦菜花》“一共十三回书，七回书是好人倒霉”提出批评，指出“老是好人倒霉，就会使人感到不舒服”，“历史规律是坏人倒霉，革命胜利”，“文艺可以在符合历史规律的前提下进行虚构”。(30)再比如，陈云认为，继承传统，对传统便不能不有所突破，有所舍弃，有所创新。传统艺术要保存，便要发展。在强调继承传统时，不能忘记创新；在强调创新时，要注意到保持艺术传统的精华不被损害，就是要正确地看待继承和创新的关系。陈云在他的文艺观中，还有许多关于艺术创作和欣赏方面的精辟论述，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都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

　　与陈云有大量通信交往的原上海市人民评弹团团长吴宗锡深情地回忆说：“在我们的党政领导人中，我不知道是否再有第二人，能像陈云同志那样利用业余时间，对一门艺术做如此全面而深入的调查研究，也似乎没有第二个人像陈云同志那样，对一门艺术透彻掌握其规律特性，对其人员、作品与艺术那样熟谙与精通。其精通程度已经超过了所有从事这门艺术的专门家，即使那些资深的老艺术家也无不衷心折服。”(31)这个评价是恰切的。也正因如此，陈云评弹与文艺思想的研究才具有了更大的吸引力，要求学界同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研究。(《评弹艺术》第34集，2005)

　　⑴吴文科：《伟大的风范，宝贵的镜鉴》——读《陈云和苏州评弹界交往实录》，《人民日报》2002年5月26日。

　　⑵见《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3l-133页。

　　⑶18）周扬：《文艺也是服务性行业——在中国曲协在京理事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曲艺》1984年第3期。

　　⑷辽：《论陈云同志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评弹艺术》第18集。

　　(5)（9）（11）罗扬：《出人、出书、走正路——学习陈云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曲艺》1991年第5期。

　　⑹周良：《陈云和苏州评弹界交往实录·编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页。

　　⑺马蓥伯：《陈云和文艺工作》，《陈云和他的事业》下册，第945-958页。

　　⑻陈辽：《论陈云同志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评弹艺术》第18集。

　　⑽马蓥伯：《陈云和文艺工作》，《陈云和他的事业》下册，第950页。

　　(12) (13)（17）（19）陈涌：《陈云同志与评弹艺术》，《红旗》1984年第13期。

　　(14)马蓥伯：《陈云和文艺工作》，《陈云和他的事业》下册，第957页。

　　(15)吴宗锡：《陈云和苏州评弹界交往实录·序》，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16)陶钝：《读〈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曲艺》1984年第1期。

　　(20)吴宗锡：《评弹艺术要适应时代的需要》，《人民日报》1984年1月2日。

　　(21)吴宗锡：《评弹知音陈云》，《上海滩》1994年第7期，第34页。

　　(22)姚荫梅：《陈云同志听我说书》，《陈云同志和评弹艺术》，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48页。

　　(23)以上所引均见陈云《对当前评弹工作的几点意见》，1977年6月13日。《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76-78页。

　　(24)以上所引均见《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版。

　　(25)指1980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作为“党内发行”的《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年-1962年)》。

　　(26)周良：《回忆和学习·一本讲评弹的书》，《陈云同志和评弹艺术》，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33页。

　　(27)《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4页。

　　(28)《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6月第2版，第32页。

　　(29)同上，第38-39页。

　　(30)同上，第38页。

　　(31)吴宗锡：《陈云和苏州评弹界交往实录·序》，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正确处理政治与艺术关系的典范

——学习陈云同志关于发展评弹的理论和实践

陆咸

　　正确处理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大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也出现过许多偏差。在“文革”中主要是“左”的错误，用口号代替党的政治领导，否认艺术规律，完全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办法和粗暴的强迫命令的作风，其结果不仅是扼杀了艺术的生机，政治上也是大失败。也有的时期放松了政治领导，听任艺术放任自流。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会由于有一些艺术家个人的努力，出现一些好作品，但必定会出现一些危害社会、特别是危害青少年的坏作品，同样也是政治上的失败。我国当前正面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繁重任务，要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总结历史经验，正确处理政治和艺术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指出：“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这是对历史的总结和归纳。但长时期以来，人们把这两句话说成是要强调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甚至是只要政治，不要艺术。这是曲解了毛泽东的意见，是造成“左”的错误的重要根源。因为毛泽东接下来就明确地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形式的统一。”毛泽东这一段话非常重要，建国以来五十多年的经验也是如此：什么时候政治和艺术结合得好，文化艺术事业就兴旺发达，对精神文明建设就能作出贡献；如果结合得不好，艺术事业就会受到损害，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是不利的。

　　我读《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一书(以下简称《谈话》)，深感陈云同志对评弹艺术的指导，是政治和艺术结合的典范，不仅对评弹艺术有直接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其他艺术门类，也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陈云同志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主要领导经济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搞吃饭穿衣”的。他从小就喜欢苏州评弹，长期的革命工作使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接触评弹。1958年开始，他利用公余和休养时间，听了大量评弹，并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如何发展评弹艺术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这不仅是他的个人爱好，也是他的高度责任心的推动。在他对评弹工作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态度诚恳，作风深入，亲自动手查阅资料，和艺人谈心，了解评弹的历史和艺术特点，掌握艺人的思想动态，了解评弹改革的实践经验和效果。他善于听取艺人的意见，又善于对艺人循循善诱；既是艺人的好老师，又是艺人的知心朋友。陈云同志的这种作风，有他个人的特点，使人们看到一个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的严谨、慈祥而又充满智慧的形象；他的这种作风，也是党的调查研究、群众路线和民主作风的优良传统的体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期，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必需的；而如何领导才能有效？陈云同志给我们做了榜样。

　　《谈话》一书着重是研究评弹艺术方面的问题，但对党的工作者如何领导艺术工作，有普遍的意义。也就是说：他通过对评弹艺术的研究，提出了党如何领导艺术工作的规律的东西。我个人的领会，至少有以下几方面：

　　一、正确处理政治和艺术的关系是贯彻全书的一条主线。

　　正确处理政治和艺术的关系，实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是贯穿《谈话》一书的红线。在第一篇《评弹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中，陈云同志根据当时评弹的全面情况，把书目分为三大类：一类书是传统书，他说：“毒素多，但精华也不少，要整理”；二类书，是解放初期艺人新编的书，他说：“一般讲，反动迷信、黄色的毒素较少，但是，评弹的传统说表艺术也运用得较少”；三类书，指现代题材的书，是解放以后编写的，他说：“这类书目，思想性一般比较强，但艺术上比较粗糙。”他把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相结合，综观评弹界的全局，提出了创新整旧的要求，以及如何对评弹工作进行领导。这种以政治和艺术相结合的标准在统揽全局的基础上进行分类指导的方法，对各类艺术的领导工作，都有借鉴意义。

　　政治是什么？最根本的，就是要树立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观念。当然，政治的内涵很丰富，一定时期政治的内容和重点也不完全一样，如战争时期主要是团结人民、打击敌人；当前政治的重心应当是全面实现小康目标和贯彻“以人为本”的宗旨。但归根到底，是要树立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观念。陈云同志多次提出：“衡量书目的好坏，要从能否教育人民，对大多数人民有好处来考虑。”“演出的书目要对群众起积极的作用。”“衡量一个节目的好坏，要看对人民是否有利。”这是从事评弹工作的基本准则，也是从事艺术工作最基本的准则。为了提高评弹工作者的政治素质，陈云同志提倡“演员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倡导艺人和评弹工作者应当尽可能多地学一些政治，增加一些政治知识，要经常看报，“也要抽空读点马列的理论书籍，特别是要学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在评弹工作中，和一切艺术工作中一样，政治是和艺术结合在一起的，政治是要通过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如果不注意提高艺术质量，同样对群众不能起积极的作用。陈云同志在《谈话》中多次强调：“要懂得听众心理，他们来听曲艺首先是为了文化娱乐的需要，不是来上政治课。……思想教育的目的要通过艺术手段来达到。”他探讨了若干评弹艺术手段如说表、噱头、演唱、“关子”等对社会效果的影响。他大力提倡说新书，但也多次批评新书在艺术上太粗糙，要向老书学习。这些都表明：陈云同志十分重视提高评弹的艺术质量，认为忽视艺术质量的提高，同样不能对人民起积极的作用。

　　“文革”期间，评弹艺术和其他艺术一样，受到极大的破坏；改革开放以后，又遇到商品大潮的冲击，评弹界出现了艺术水平下降、思想上单纯追求票房价值、走歪门邪道的现象。陈云在1981年对评弹界提出了“出人、出书、走正路”的综合性的要求。他说：“出人，就是要积极培养年轻优秀的创作人员和演员。出书，就是要一手整理传统的书目，一手编写反映新时代、新社会、新事物的书目。特别要多编新书。走正路就是要在书目和表演上，既讲娱乐性，又讲思想性，不搞低级趣味和歪门邪道。”这一要求的提出，既有针对性，也反映了他一贯地重视政治和艺术相结合的基本方针。

　　二、对评弹队伍的基本估价：“评弹艺人是革命工作者”。

　　评弹工作是文艺的一部分，是意识形态的东西，起决定因素的是人，也就是评弹艺人。政治和艺术结合得好不好，关键就在评弹艺人身上。评弹艺术虽然只是众多的曲艺中的一个，但在江南地区，可能有一千万听众，社会影响相当可观。能否使评弹成为受群众欢迎的、对社会主义建设起积极作用的艺术品种，关键就在于这一支队伍的综合素质，包括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

　　陈云同志提出：“评弹艺人是革命工作者。”这是对江、浙、沪三地的评弹队伍状况的基本估价。这样的估价是恰当的。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在每一个历史阶段，绝大多数评弹艺人都表现了对党和对祖国的热爱，对社会有高度的责任感。有的评弹艺人虽然在旧社会中可能沾染一些不健康的习气，但是正如陈云同志所说：“说书艺人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前进在不断提高，他们对自己说的书也在进行整理。”当然，这并不是说对评弹艺人就不要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了。陈云同志在他的谈话和通信中，十分重视对评弹艺人的教育。他建议艺人要多看报纸，学一点哲学，从多方面充实自己的知识。他十分强调增强艺人责任感，在1984年的一次谈话中，他说：“要使艺人增强责任感，做到自重自爱；使艺人感到领导尊重他们，理解他们，并不是强迫他们。”他对青年艺人的培养倾注了很大的关怀，多次提出：“要培养出更多的年轻优秀的创作人员和演员。”青年人编了新书、说了新书，他就大力鼓励，还亲自写条幅送给他(她)们。评弹艺术的发展和改革，归根到底要依靠评弹艺人自己动手，要依靠老艺人，也要依靠青年艺人。如果不对这支队伍有一个基本估价，就不能解决依靠谁的问题。

　　陈云同志重视在评弹书目的创新和整旧的过程中对艺人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他说：“通过发动艺人搞创新和整旧工作，可以加强政治思想的领导。在整旧过程中批判地吸收的过程，也就是教育艺人的过程。通过创新和整旧，可以解决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满足广大听众的需要；二是促进艺人的思想改造；三是提高书目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作为我党的一名高级领导干部，陈云同志日理万机，但他还是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评弹书目的创新和整旧工作，他以一个评弹爱好者的身份和艺人讨论如何整理传统书目的问题。他认真地听取艺人的意见，以商讨的态度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如对《玉蜻蜓》中的金张氏这个人物，应当怎样对待？是不是反面人物？就是经过了几次讨论，统一了认识。对《珍珠塔》的整理，也是经过了多次反复研究，去除了糟粕，保留下了精华。这些传统书目，至今仍受到听众的欢迎。

　　在发动艺人整旧和创新的同时，陈云同志十分重视保护艺人的利益。早在1959年，他就说：传统书的整理不可能一下子都整理好，要逐步地搞，过急了不好，“这是牵涉到许多人吃饭的问题，必须慎重。”文革期间，为了表现所谓“革命的激情”，琵琶上用了钢丝弦，他坚决反对，说：“用了钢丝弦，音太响，太刺耳。不用钢丝弦有利于保护艺人的嗓子，延长艺术生命。”他的这些意见，不仅表现了他对艺人的关心，也提出了一个原则：艺术的改革和发展，必须不损害艺人根本利益。他的这些意见，完全符合“以人为本”的宗旨。

　　三、探索评弹艺术的特殊规律。

　　任何一种艺术品种，都有自身的特殊规律，陈云同志把它称做“质的规定性”。也就是说，如果离开了自身的特殊规律，也就背离了本身存在的质的规定性，这种艺术品种也就不可能存在了。历史上评弹有几次向“评戏”、“评歌”发展，都没有成功，就是因为离开了质的规定性。陈云同志在《谈话》这本书中，反复探讨评弹艺术的特殊规律，可以说是一本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书。

　　陈云同志用他一贯采用的“比较”的方法，把评弹艺术和其他艺术品种相比较。和戏剧相比较，他说：“戏剧是现身中说法，评弹是说法中现身”；和小说相比较，他说：“给人听和写给人看的不同。王少堂说的《武松》，描写比小说细致，恐怕人家还是喜欢看小说。新书不能照本宣读。”他又把评弹和北方的说唱艺术作了比较，认为：“北方曲艺也有不少。唱京韵大鼓，一般不‘开相’，动作少，着重在唱和白。表的部分比较简单。”他说：“评弹不但和小说、电影、戏剧不同，评弹的长篇和短篇也不同。各种形式的文艺，都各有质的规定性。”

　　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评弹的质的规定性是什么呢？陈云同志在《谈话》中多次指出：是说表。他说：“说表是评弹的重要手段。”“评弹的特点是说表。”他认为说新书：“说表仍然是决定评弹艺术水平的主要部分。……应该把最大精力用在研究说表上。”他认为：“评弹的语言是说表艺术中比较精练的一种，特别具备说表的特点。这一艺术形式要发展，必须深入工农群众。”他要求“不论评话和弹词，都要说得入情，表得合理。评话加上开打，弹词加上弹唱，方能吸引人”。肯定说表是评弹艺术的主要特征，有利于评弹艺术长期保持自身的艺术特色，杜绝了评弹可能向所谓“评歌”、“评戏”转化，是陈云同志对评弹艺术所作的重要贡献。

　　为什么陈云同志如此推重说表呢？《谈话》中有这样一段：“我曾把（按：指新编弹词《真情假意》）脚本给搞广播剧的同志看，我说评弹本子里的说表很好，广播剧演不出来。广播剧中虽然有一些内心的独白，但无论如何做不到像评弹的说表那样能把人物内心活动细致地刻画出来。评弹艺术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艺术形式。”评弹艺人围绕书情书理做深入细致的描绘，特别是深入描写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并且可以联系古今中外的、特别是听众所能感知的事例，使听众加深理解；还可以代听众提出问题再加以解答，这确实是任何其他艺术形式所做不到的。他多次提出：“评弹要像评弹”，“不能改掉评弹的特色”，也就是指评弹不能丢掉长于说表的艺术特色。当然，说表也要防止繁琐、冗长、啰嗦。

　　说表是评弹艺术的基本手段，同时也要其他手段配合。《谈话》对这些方面也给予充分的重视，如：组织“关子”，开相、演唱、“噱头”，等等。恰当地、正确地使用这些手法，可以增加说表的艺术感染力。

　　——在说表中，要注意在故事情节中矛盾冲突尖锐的关键时刻，组织好“关子”，在听众中形成悬念。这是评弹艺术吸引听众的重要手段。陈云同志说：把小说改编成评弹时，“要组织关子，这是很重要的。”

　　——在弹词中要注意说表和弹唱的结合，他说：“没有适当的说表，光唱，一定缺少艺术感染力。当然，唱少也是一个缺点。因此，在以说表为主的前提下，也要注意唱。”“唱也要用说表把它连起来。”

　　——“开相”在评话中，如同弹唱在弹词中一样，是不可少的。老书的开相，包括起角色、开打等，是评话老前辈们自己逐步摸索出来的。陈云同志要求评话艺人在说新书时也能有所创造。他说：“艺术方面的穷是暂时的。穷则变，变则通。”

　　——“噱头”在评弹艺术中是不可少的，陈云同志说：“要有噱头，但要防止错误地乱放。”“噱头不能乱放，但我还是主张应该有适当的噱头。……总之，严肃与活泼应很好地结合起来。”他十分重视噱头在评弹中的作用。当有人提出：噱头和穿插会破坏评弹的完整性时，他说：“也许去掉了噱头和穿插，才真的破坏了评弹艺术的完整性。”同时，他又说：“噱头超过了正书，太多了就不好。”

　　陈云同志科学地总结了评弹艺术的基本规律，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它告诉我们：无论哪一类艺术，都必须掌握它的基本规律，才能保证这类艺术的健康发展。如果破坏了特色，这门艺术也就不存在了，就谈不上发展，更无从说什么“创新”了。

　　四、继承遗产与改革创新。

　　中国是文化古国，传统文化底子深厚，积累丰富。如何继承传统，推动创新，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课题，评弹艺术也不例外。

　　评弹是一门有悠久历史的传统艺术，一些传统书目已有三百多年历史了。这些书所以能久说不衰，是因为历代艺人化了大量心血，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是这些书都出现在明、清封建王朝时期，又流行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江南地区，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夹有相当多的封建糟粕，和为了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而穿插一些黄色下流的东西。陈云同志提出：对这些传统书目，一是要保留，二是要整理。要保留，因为是历史资料，传统书目“经过了几代艺人的磨炼” ，有丰富的艺术积累。他主张把所有老艺人说的传统书目都录下，并且要老艺人写自己的说书经验。但是在演出中要整理，因为老书中有封建的、黄色的，甚至还有反动的东西。所以他说：“传统书目都要记录下来是一回事，我同意。但演出是另一回事。”在演出传统书时，要“去其有害部分，保留精华部分和无害部分，同时，可以作部分的必要的改编。”但在改编的过程中，“要防止反历史主义的错误”。他明确提出：“通过整理传统书目，达到以下目的：思想上，精华突出，主题明确；结构上，能长能短，前后连贯；艺术上，既要严肃，又要活泼。”他具体指导了《珍珠塔》、《玉蜻蜓》等有很大影响的传统评弹书目的改编，为我们树立了既要去除有害部分，又要防止反历史主义错误的榜样。

　　在重视整理传统书目的同时，陈云同志热情地鼓励创作反映新时代的新书，认为新书有三分好就应当热烈鼓掌。新书反映新的时代，有强盛的生命力，虽然在开始时艺术上比较粗糙，但随着实践次数多了，就会不断进步。他鼓励“艺人要努力创作新作品”。同时，他又从多方面提出新书要努力提高质量，要求“把长篇新书提高到传统书的艺术水平”。由于许多新编的评弹是从小说改编的，他对如何把小说改编成评弹，从故事的安排、语言的精炼、到“关子”的组织、正面人物胜利和失败的比重，如何移置情节，都作了具体的指导。他特别强调编写新书时对时代背景材料应该知道。对于新编的比较受听众欢迎的新书，他反复听，不断地鼓励，说：“搞新长篇很不容易。只要不是乌七八糟的东西，就要扶持一下。”对《真情假意》、《九龙口》等新编的评弹，他反复听，并给以极大的鼓励。

　　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从中吸取其精粹；同时，大胆创新，勇于实践，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文化，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大任务。陈云同志关于发展评弹艺术的理论和实践，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评弹艺术》第34集，2005）

 

“评弹要像评弹”

周良

　　“评弹要像评弹”（引文均见《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这是陈云同志1977年讲的，讲的时候，离粉碎“四人帮”才八个月。大家都理解，这段话是针对“四人帮”破坏苏州评弹的固有特色讲的。如陈云同志在那次讲话中，还讲到“不要像张春桥那样的‘大改革’”，“评弹回到自弹自唱，基本上像评弹了。”后来，通过学习和实践，我逐渐认识到，仅有这样的认识是不够的。

　　像和不像，怎样算像、做到像，这里有对艺术的特征和规律的认识问题。我们讲继承传统艺术，推进艺术创新，对评弹艺术的推陈出新，在认识上、在实践中，长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总结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如何认识评弹艺术的特征和规律，如何掌握好像和不像的关系，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文革”期间有一个确有其事的笑话。有个评弹团，吸收一位极有成就的老艺人参加排演新节目。那时行作曲，那位老艺人不识谱，所以唱来唱去唱不好。工宣队一位师傅说，你不会唱就不要参加演出了，被赶出了演出组。把这位说了几十年书的老艺人气得生了病。那时，如果唱像了原来的唱腔，会被说成是“复旧”、“回潮”。“文革”把一种错误的思想推向极端。对待“革新”的不正确的认识，过去和现在都有。不像原来的样子，就是“革新”。为了显示“革新”，就是要和以前不一样，和别人不一样。标新立异的精神是要的，但要看效果，创新是不是符合艺术发展的规律，“新”好不好，和原来还像不像？这要接受艺术实践和群众的检验。不是“新”的都好，新就是好。这里有像和不像的问题。

　　弹词音乐的革新，添加伴奏乐器，扩大音量，唱得高，这种做法很早就出现了。同时出现的是弹词演员的“主体性”的流失，“自弹自唱”中有“自”的削弱。到“文革”中，怀抱琵琶，身背三弦表演，那时就不再是“自弹自唱”了。唱即另用乐队。这种弹唱分离的做法，后来也有，现在也有。作为一种偶见的演出形式，在特定场合演出可以，当作弹词的“革新”来倡导则不可以。这样就不只是像和不像的问题，是在消灭自己，弹词不再是弹词，更不能说书了。

　　所以，对“评弹像评弹”这句话，应该有更深一层的理解。要研究评弹艺术的特征是什么，要像什么，什么一定要像，怎样做到像，也就是要研究评弹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评弹艺术的特征不能变，特色要更好发挥。艺术是应该不断革新、创造，不断发展。但只有遵循艺术规律的创造发展，艺术上的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不像”，才能保持艺术特色，发挥特色。“像”中有“不像”，“不像”而能更“像”，才是鲜活的艺术，这是艺术革新的辩证法。

　　如果上面这样的理解是符合实际的，那就要求我们用心研究掌握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对评弹是这样，对其他门类的艺术也是这样。如现在的相声，大家不满意，原因可能很多，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大家不满意相声，因为相声愈来愈不像相声了。有点像小品、杂耍。

　　研究苏州评弹的艺术特征和规律，陈云同志很早就向我们提出这个任务，还提出过若干研究课题。陈云同志从小就接触评弹，但是有条件、有时间和评弹艺术广泛接触，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他多次讲到评弹艺术的特征，才推动我们思考这个问题。

　　陈云同志多次讲各种艺术的“质的规定性”。他说：“各种形式的文艺，都有质的规定。”他讲到过评弹与戏剧不同（如说说法现身和现身说法的不同），讲到过评弹和小说的不同（如说听的和看的不同），还把评弹和电影和其他曲种作过比较，就是要求我们研究评弹艺术的特征和规律。

　　评弹艺术是说书艺术，包括演出的文本和说唱的艺术，艺术手段包括说、噱、弹、唱，其艺术魅力综合体现在说书的演出之中，以演员的表演为艺术载体。所以，陈云同志要我们听书，多听书。他知道我们工作忙，不能经常到书场去听长篇演出，说你们可以多听一点录音。为此，他还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我们争取配给到一批进口音带。

　　因为书听得少，对评弹艺术的感受就少。如对评弹的长篇的认识，上世纪六十年代才认识到长篇的重要，是生命线。那时的认识，还只是，如果不抓长篇，演员到书场演什么？哪来好书？听众要听书，评弹团要经济收入。实践告诉我们，搞了不少不是长篇的新节目，演出少，不能保留下来。这样的认识是不够的，至多，认识到经济上，长篇是生命线。在艺术上，长篇也是评弹的生命线。

　　陈云同志说，评弹家底厚。因为评弹有几十部长期流传，说了上百年、几百年的传统书目。这些书目，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深入细致地描写了世俗风情和人文心态，塑造了一批生动的、有深刻认识价值的人物形象。家底厚，也包括艺术造诣，积累的深厚。这也是以长篇书目，尤其是传统书目为载体的。

　　因为评弹是说书艺术，“说长篇，放单档”，陈云同志说，“评弹以说表为主”，“说表是决定评弹艺术水平的重要部分”。这里，他讲到了评弹叙事方式的特点，又讲到了评弹表演的特色。小说、戏曲、评弹都是语言艺术，小说用书面语言，是看的。评弹和戏曲都是口头语言，是听的。但戏曲语言是代言体语言，是故事中人物的话、对白或独白组成的。而评弹、评话和弹词都是以说书人的叙述语言为主，也即以说表为主的。也有故事中人物语言，但不是主要的，而且这部分语言，在演出中，依赖说书人的语言。这种区别，是“质的规定性”。戏曲演员在舞台上是角色，评弹演员上台还是说书人，“登台面目依然我”。有一些演员，认识不到这一点，不能自觉地掌握这种区别，“起角色”像演戏，这就不能发挥评弹艺术的特色，不能加强而是削弱评弹艺术的魅力。为了证实和强调这一点，陈云同志在1977年的那次讲话中，还举例说明“起角色”不是戏剧，评弹区别于话剧。

　　对弹词来说，“以说表为主”，还有一层意思，在说书中，说和唱，以说为主。陈云同志说，弹词的唱也很重要。但光唱，缺乏艺术感染力。唱也依赖于说表。弹词的音乐，几十年中，有了很大发展。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部分女艺人转向只唱不说，后来被淘汰了。现在也有只唱不说的弹词演出，专唱开篇，近年来且有发展。有人喜欢听，有人唱，就有其作用，有存在发展的理由。但这种演出形式，是从弹词中派生出来的，不能取代说书。对欣赏者来说，是各有所爱，但是，如果以为只唱不说的演出形式，是弹词这种说书艺术的发展去向，以为这样弹词可以获得生存的市场，是弹词艺术发展的前景，那就不是了。弹词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要保护弹词，继承发展。如果弹词成了只唱不说的演出形式，只有只唱不说的演出，这还是保护吗？弹词被“异化”，说书的艺术价值没有了。

　　讲到弹词艺术的特征时，陈云同志还经常讲到组织“关子”。“关子”是评弹长篇的结构特点，这种特点也是在和小说、戏曲的共存和比较中发生、发展的。评弹故事中的矛盾、冲突，要求比小说集中；但和戏曲比较，评弹故事中的矛盾和冲突，不会那样急剧，迅速奔向高潮。评弹故事中的矛盾、冲突，常常被拖延、故意搁置。所谓“拖关子”、“卖关子”就是。这也是评弹叙事方式、时空交叉的特色。“关子”是长篇演出形式法定的特点，而且产生评弹艺术特有的魅力。所以，评弹艺术的魅力，主要在说书之中，尤其在长篇演出的说书之中。苏州评弹的演出，曾经有过长短之争，作为演出形式，应该百花齐放。作为保护、继承、发展评弹艺术的要求，长篇是生命线。

　　陈云同志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历来没有分管过文艺工作。在他有条件、有时间接触评弹时，进行了调查研究。他的研究，首先抓住对艺术特征和艺术规律的了解、分析、研究，这是我们应该很好学习的。

　　我们应该学习陈云同志，应该认真钻研评弹艺术的特征和规律，努力调控，使评弹艺术合乎规律的发展，逐步繁荣，走出困境。评弹艺术是说书艺术，如果评弹的传统书目逐渐流失，无人继承，没有人演出；如果评弹在书场的演出逐渐萎缩，书场逐渐减少；如果说书的评话萎缩了，弹词只有“唱”的演出，或只唱不说的演出多；那么，评弹还会兴旺，还能生生不息地流传下去吗？我们说要保护传统艺术，保护评弹，不是成了空话吗？《评弹艺术》第34集，2005）

 

记忆中的陈云同志

杨乃珍

　　今年是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长期以来，他对苏州评弹的支持、鼓励、关爱和帮助，每个评弹演员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尊敬他，爱戴他，深深地怀念他。

　　我第一次见到陈云同志是五十年代末。我和曹啸君老师拼档，当时我还是二十出头的小姑娘，有一天接到团里的通知，晚上到南林饭店，有场招待演出，说是老首长来了。到了那里才知道这位首长就是陈云同志。

　　演出开始，我和曹老师坐到书台上，刚要开口，只见坐在第一排的陈云同志向服务员招招手，对她说：“说书先生台上要用茶壶泡茶，用茶杯容易凉，喝了对嗓子不好。”服务员马上沏了一壶热茶放到书台上，一股暖流淌遍了我的心身。我想真不愧是一位资深“老听客”，对评弹如此了解、熟悉，连演员喝的茶水也这样关心，实在令人感动。

　　记得那天，我和曹老师说的《白蛇传·红楼说亲》，书情十分轻松，老首长听得很开心，笑声不断。演出结束后，他和我们攀谈起来，他对我说：“你的条件不错，嗓子很好，好好向曹老师学习，在说表方面要多下工夫。”陈云同志既鼓励了我，又给我指出了努力的方向，虽然与他交谈的话不多，他和蔼亲切的语气和平易近人的神情，还是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第二次见到陈云同志是在杭州，当时我和曹老师在杭州三元书场演出。正巧老首长也在杭州，他把我们接到他的住处，他说：“找你们来，主要是看看你们，这几年我江苏去的较少，不容易碰到你们。”他问曹老师，有几个学生，小杨这个学生学得怎么样？曹老师说：“小姑娘蛮聪明格，这两年进步很快。”他听了很高兴，留我们在他住处吃了晚饭，还派车送我们回到书场。

　　印象最深的是1982年，我到北京参加第五届全国人代会，与会代表要和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留念，按照会议的安排，距离首都远的省份代表，排在前面，江苏离北京较近，位置靠后一些，站得也比较高，当国家领导人进来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喊：“江苏的杨乃珍在哪里？”当时我吓了一跳，心想谁会在这时候喊我。往下一看，原来是陈云同志，还有江苏的老书记彭冲同志也在旁边。我激动得赶紧往下挤，嘴里还不断地答应：“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他见到我热情地和我握手，对我说：“我在代表名册上看到了你的名字，评弹演员当人民代表，我特别高兴。”他还问我“文革”中吃苦头了吧！我说还好。他说：“现在好了，你当人民代表了，今后就更要努力。听说‘文革’中各地评弹团的资料丢失了不少，很可惜，你们团怎么样？”我说：“团里的情况也不好，所有的资料几乎都丢失了。”他说：“今后有什么事，可以来找我，需要评弹有关的资料，我那里都有，可以借给你们。”他还风趣地说：“如果找不到我，可以叫你们的老书记彭冲同志来寻我。”陈云同志的一席话使我感动万分，他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要操劳国家大事，对苏州评弹竟如此厚爱，对评弹事业殷殷关切，对年轻演员关心备至，作为一个评弹演员，我感到无比幸福。当时我就暗下决心，决不辜负老首长对我的期望。

　　岁月匆匆，二十多年过去了。陈云同志离开我们也多年了，但他每一次的谆谆教诲，我仍铭记在心。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离开舞台已多年，目前除了对年轻演员进行艺术上的辅导外，还承担了部分省曲协的工作，我一定尽责尽力，为振兴和繁荣评弹艺术做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