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和评弹艺术

　　　　　　　　　　　　　　　　　　　　　　　　　　 周良　著

　　 陈云(1905—1995)，青浦人，小时候曾经随舅父去书场听书，后来，自己在放学后去听“戤壁书”。他喜欢上了听书，听到的故事，有时还讲给同学们听。参加革命以后，就没有机会听书了。在建国以后，因为身体不好，休养期间恢复听书。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听了很多书，以听录音为主。除了“文革”期间，评弹可以说是始终陪伴着他。

　　 陈云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纪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是中共第七、第八、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八、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十三届中顾委主任。陈云对评弹的喜爱，是个人爱好，是他的欣赏习惯。评弹很适合他的身体状况，适合休养的需要。所以，他曾经作为笑话说过，评弹是为他治病的医生。对评弹这种民间通俗艺术的喜欢，反映了陈云和下层群众、劳动人民在思想感情上的联系。陈云从五十年代末恢复听书以后，就开始研究评弹。他作过听书笔记，听过书以后，一有机会就找演员和干部谈话，了解情况，讨论问题。他有计划地听了大批书目，而且，有几种书，听了不同演员的演出录音，以便比较。还进行了调查研究。

　　 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没有分管过文艺工作。但发表过许多对评弹艺术、对评弹工作的意见。他的这些意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指导着评弹工作，影响着评弹工作的进程。他的谈话和发表的意见，不是以领导人的身份讲的，也从不强加于人，要大家按他的意见办。而是经过讨论、商量，以其意见的正确性，使人心悦诚服地接受。他总是说，他的意见可供评弹界领导研究，和群众商量。由于他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他的意见也容易付诸实现。但是，对他的意见，当时的认识比较肤浅，在当时的条件下，未能很好实现。陈云就评弹工作发表的意见，至今仍然有待努力实现。

　　 第一节 要创造新书目

　　 陈云开始恢复听书，有条件多听书的时候，是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当时的评弹工作，以“说新唱新”为重点。陈云热情地鼓励、支持创新，同时，他较早地提出了要重视整理传统书。陈云说，“对待现代题材的新书，要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新事物开始时，往往不像样子，但有强盛的生命力。对老书，有七分好才鼓掌；对新书，有三分好就要鼓掌。”(《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本章引文，未注明出处的，均见该书)陈云对新书的热情支持，溢于言表。他帮助新书加工、提高，身体力行，这种支持，不只是在口头上讲讲，而且是行动的模范。如他在听了弹词《青春之歌》后，就找作者、演员谈话，既肯定成绩，又指出缺点，还给他们介绍故事的时代背景，介绍他们看几本书，介绍他们去访问小说作者。在听了弹词《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和评话《林海雪原》之后，不但找演员谈话，而且写了书面意见，以便更多人参考。1977年，陈云同志在杭州还专门找编写《林海雪原》的演员介绍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剿匪任务的由来及其进展情况任务的由来及其进展情况。

　　 新书目是一个一个完成的，对新书目创作的指导和帮助，光有热情是不够的。陈云对评弹新书目创作的指导，有许多具体的经过实践检验完全正确的意见。

　　 (一)新书要讲求质量
　　
　　 “把长篇新书提高到传统书的水平”，我们热情鼓励并支持新书，要让新书站住，能和传统书一起流传。如果新书都只能演几次就不得不丢掉，如果新书只能为会演而创作，演出几次，都不能保留下来，不能流传下去，这样的新书，对听众，对艺术的积累有多少作用，多少好处呢?这是创新工作的失败，浪费人力物力。这种教训已经很多了。陈云在多次讲话中，讲到如何提高新书质量时，经常针对新书目存在的问题，提出他的意见，如要注意评弹艺术的规律，发挥评弹艺术的长处，安排好新书中“好人倒霉”和“坏人倒霉”的情节，让听众受到鼓舞，要注重深刻的描写和必要的夸张，注重说表。还要求演员熟悉新书所描写的时代、历史背景。要让老艺人帮助演员搞好新书。陈云还说过，“新书要反复说，说几年，说几十遍，熟能生巧。”

　　 (二)编写新书目，既要发动群众，又要有专业力量

　　 陈云说，“要发动评弹艺人进行创作”。有一次，他说评弹团的领导可以抓重点，搞好一两部质量比较好的新书。又说，“让艺人们大家去搞，采取群众路线，也一定会有人钻研出好书来。”陈云讲的群众路线，包括运用集体的力量，加工、磨炼，请老艺人“扳错头”，使演员说好新书。“为了给演出新书的艺人以帮助，要组织一批艺人，特别是老艺人听新长篇，请他们从演员和听众的各种角度来提出意见，改进新长篇。”

　　 发动群众，不是要求人人搞创作，特别是搞长篇书目的创作。大跃进时代搞“人人写诗”、“人人画画”，徒留笑柄。“布置创作任务，要根据具体对象的条件。新书目的创作和改编，主要靠中青年演员。

　　 陈云同志又很重视培养专业创作力量。“要重视创新工作。专业作家不够，可以用带徒弟的方式培养。”所以重视评弹新书目的创作，要加强对创作书目的领导，为了提高新书目的质量，要培养建设一支专业创作队伍。目前这支队伍，逐渐萎缩，固然有许多客观上的原因、客观上的困难，但也有认识上的片面性，缺乏远见。

　　 (三)新书要有人听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说新唱新”运动中，因为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有些作品或者是干巴巴的口号，或者是生硬的说教，使评弹脱离群众，很少有人喜欢听的。陈云在1删年3月20日说过，“严肃应与活泼相结合，书中应该有适当的穿插，因为听书究竟不同于上课，要让大家笑笑，工作疲劳了，要有轻松愉快。过分严肃，像上课一样，那也不必叫书场，可改为训练班了。”有一次在说到新书对听众的吸引力差时，他说，“新书的艺术加工不够。”“新书的内容过分严肃，再板起面孔来演出，听众就不喜欢。”“在目前的曲艺创作和演出中，强调了政治内容一面，忽略了文化娱乐的一面，这是偏向。曲艺是群众性的一种文化娱乐。人们在劳动之后，喜欢听一些轻松愉快的东西，这不是听报告、受 政治教育所能代替的。”后来，陈云又说，“要懂得听众的心理。他们来听曲艺，首先是为了文化娱乐的需要，不是来上政治课。”“思想教育的目的要通过艺术手段来达到。”为听众服务的评弹，不了解听众的心理，不懂得听众的需要，那怎么能为听众服务呢?应该提倡、鼓励、嘉奖那些受听众欢迎，对听众有益的，听众喜欢听的新书目的创作。

　　 (四)新书的创作以新的长篇书目为主，新长篇书目应以改编为主

　　 陈云讲新书目创作时，长篇、中篇、短篇都讲，但他的注意力经常集中在长篇书目上。在1977年，为消除“四人帮”对评弹的影响，他说，“四人帮”破坏了评弹的固有特色。所以，要“保持评弹特色，评弹要像评弹”，“说长篇，放单档”就是评弹的重要特色。而改编是创作长篇书目的主要途径。无论小说、电影、剧本都可以改编，都为改编提供了基础，如何改编，陈云对几种不同艺术形式的不同特征作过总结研究。他说，小说和剧本改编为评弹，对原著要有所增删。可以大胆地搬家，还要组织关子，保持评弹艺术的特色。

　　 第二节传统书目要整理

　　 在“说新唱新”的高潮中，陈云较早地提出了“传统书要整理”。“如果不整理，精华部分也不会被广大听众特别是新的一代接受。精华部分如果失传了，很可惜。”后来证实了陈云在1959年就讲过这段话。早在五十年代，对传统书目已经有简单化的认识，并采取粗暴的态度。“文革”中，十多年不说传统书，损失很大。1978年，陈云在一封信中说，“闭目不理有几百年历史的传统书，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

　　只有既说新书，又努力保存传统书的优秀部分，才是百花齐放。”经过“文革”的教训，大家都有了深刻的体会。
在60年代初，各地在抓传统书目的整理工作时，都采取抓重点的方法，以摸索经验。有几个评弹团都以《珍珠塔》为试点书目，陈云听了几种用不同方法整理的演出录音，分别找他们谈话，并发表了意见。

　　 当时整理传统书目，普遍存在的缺点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陈云说，“传统书目的整理工作，不能离开时代条件。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问题，不能以对现代人的要求来要求古人。”“对什么是封建要好好分析，不能过激，如果过激了，狭隘地运用阶级观点，就要脱离群众。”

　　 六十年代初，总结了书目创作的经验教训，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下，开始注意了传统书目的挖掘和整理。但又出现过另一种偏向，即不加区别地挖掘，不经整理原封不动地演出。 陈云在1961年及时指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挖 掘、开放传统书目，千万不要一下子都放出来，回到老路上去。几年来，评弹给了人们一个较好的印象，不要一下子又使人们不满起来。”他特别提出，“挖掘传统”的提法不够全面。“传统书目要记录下来是一回事，这我同意，但演出是另一回事。公演的要整理，去掉坏的，保留好的。”在他的谈话中，提到了噱头要防止下流色情，不能丑化劳动人民，不能有黄色的内容。“这种传统不能挖掘，群众欢迎也不能要。”

　　 陈云在讲这个问题时，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观点；“衡量一个书目的好坏，要看对人民是否有利。”他说，“群众喜欢听的书，不一定就是好的。这要看它是多数群众喜欢，还是少数群众喜欢；是合乎群众的长远利益，还是不合乎群众的长远利益。”“衡量书目的好坏，要从能否教育人民、对大多数人是否有好处来考虑。”对人民负责的文艺，社会主义文艺，同以前旧时代的文艺，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陈云提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界限，带有关键性的界限。

　　 第三节 出入、出书

　　 在“文革”结束后，陈云经过调查研究，征得中央文化部同意，在杭州召开了评弹座谈会。他提出了一份《对当前评弹工作的意见》，经过座谈会讨论，又写成“纪要”。陈云在讲话中，提出了“团结起来，揭批‘四人帮”’的倡议，为评弹工作的拨乱反正，指明了方向，推动了评弹艺术的繁荣。从1978年到1980年间，有两三年时间是很兴旺的。1980年开始出现听众减少、书场关门的趋势，于是有了“不景气”“衰落”、“危机”、“消亡”的说法。有人悲观，有人消沉，有人说消亡是必然的。总之，评弹艺术碰到了困难。
　　
　　 面对困难，陈云发表过两方面的意见，一方面，要求大家研究发生困难的社会、历史原因，要求各级领导重视，帮助解决困难，“把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放在第一位。另一方面，要求评弹本身努力“出入、出书、走正路”。陈云始终关心着评弹艺术的发展，关心着评弹如何克服困难、发展繁荣。 ，

　　 第四节 学习陈云著作

　　 《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一书出版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过一个通知。通知中说，“陈云同志的这本著作，不仅对我国评弹艺术在建国后的发展过程和经验教训作出了科学的总结，而且对党和国家的整个文艺工作，对整个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对一系列方针政策问题，“都作出了精阔论述”。通知还说，“这本著作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文献，它在一些重要方面丰富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精神生活需要，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繁荣评弹艺术，学习陈云的著作，仍然是一项重要的任务。特别是要领悟以下几个问题。

　　 (一)评弹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组成部分。

　　 “文艺是意识形态的东西。”“评弹艺人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贡献力量。”这是社会主义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如何为人民服务呢?文艺不等于政治宣传，不同于思想工作和教育工作，因为文艺有自己的特性，以艺术手段反映生活，表现生活，通过艺术影响社会生活。陈云在说到评弹和听众的关系时，强调指出，“不能忽视曲艺的娱乐作用。”陈云多次指出评弹要懂得听众心理，要了解群众。听众说新书像“白开水”，因为新书内容脱离了群众生活。这种做法实际上离开了为人民服务的初衷。但是，文艺，包括评弹在内，是不是应该具有认识、教育和审美作用呢?有一个阶段，娱乐、消遣的作用被夸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评弹的认识、教育和审美作用被忽视了。这种摇摆状况的出现，损害了文艺，影响了评弹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学习陈云同志的著作，可以有针对性地解决一些带有倾向性的问题。

　　 (二)对于评弹当前面临的困难局面，有人失去了信心。

　　 有人认为，既然没有人听，只好让它“消亡”。对陈云要保持和发展评弹艺术的主张，有人说，因为陈云喜欢评弹。陈云支持评弹，不只是因为个人爱好，而是因为老百姓喜欢，评弹“为江南人民喜闻乐见”，“评弹有上千万听众”，“评弹的文学价值高”，“评弹是说书艺术中比较精练、细腻的一种”，所以，他主张，“曲艺这种有历史传统，又有群众基础的艺术，应该好好发展。”陈云还说过，“我们要从党和国家的立场上来看问题。评弹艺人及其事业都是属于人民的。”

　　评弹只是文艺园地中的一小朵花，文艺要百花齐放。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作为个人欣赏和爱好，是自由的。但为人民服务的文艺，都应该受到重视和扶持。这是对人民的艺术事业应取的态度。如果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那是轻率的，不负责任的。

　　评弹在各方面的关心扶持下，经过自身的努力，情况不断有所改善。实践也教育了“消亡论”和无所作为论者。学习陈云的著作，应该学习陈云对党的文艺事业、对具有民族传统、密切联系群众的民间艺术的热情态度。

　　(三)评弹要有人听才能兴旺。
　　
　　 在最困难的时候，评弹没有离开过书场，是老听众们经常听书，支持着评弹艺术。分析造成困难的原因，有社会条件、经济体制改变等多方面的原因，有历史原因，也有自身需要改革的原因。评弹改革需要深入的时候，陈云已经年迈，很少发表意见。但陈云对评弹和经济改革的关系，曾经发表过一些原则性的意见。如对票房价值的分析，陈云说过，“群众喜欢听的书，不一定就是好的。”群众喜欢听的书，可能是好的。思想、艺术上都好。但有可能艺术上好，思想上不好。或者思想、艺术都不好。文艺有意识形态属性，在市场经济的大潮里，应该明确追求什么样的票房价值是最重要的。

　　 陈云说，“出入、出书，走正路，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这是第一位的，钱的问题是第二位的。”这是陈云对社会、经济、历史状况进行分析后，对评弹发展提出的要求。这应当作为深化评弹改革的重要依据。 （原载《苏州评弹》）